大S的双面人生 | 编辑部聊天室

根据多家台媒报道，著名台湾明星徐熙媛（大S）春节赴日旅行期间，因患流感并发肺炎不幸逝世。对于大S的逝世，网络上有两种讨论，一方面是惋惜大S的人生，感谢她陪伴大家成长，不少女性粉丝将她视为自己的“电子闺蜜”；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无论是大S还是她的前夫汪小菲，其纷争都在挤占所谓的公共资源，这家人的新闻过多地出现在了大众的面前。

大S的成名从《娱乐百分百》这档综艺节目开始，这档节目能够成功也是因为她将自己和妹妹徐熙娣（小S）的家长里短都放到镜头之前去讨论，之后大S恋爱、婚姻的方方面面也通过抖音、微博等平台被大家看到和讨论。在大S的人生里，她的婚姻和私生活一直在真人秀、社交平台、直播间叫卖中被反复讨论。重新讨论她的一生，也是重新思考东亚女性的身体与娱乐业以及大众媒介复杂的关系。

大S身后的媒介变迁史

徐鲁青：“占用公共资源”好像是国内社交媒体和国内明星艺人特有的说法，一旦明星发生什么事情并且被很多人关注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占用了公共资源”，就好像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会被浪费的，普通人不能够轻易占用，但到底什么是值得讨论的事？谁决定哪些事值得讨论、哪些事是浪费资源呢？

潘文捷：占用公共资源其实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娱乐新闻小史》一书中就提到，以前大家生活在农村，邻居之间的八卦在街头巷尾就讲完了，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家在城市中变成了陌生人，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我们脱离了原来农村的熟人社会，仍旧对社交信息有巨大的需求，城市里面还是有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市场，由此催生了八卦新闻。

我们通过集体的窥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也催生了提供这些隐私、专门制造和售卖他人隐私的行业。我们每天打开微博都是这些著名人物的故事，讲述他们发生了什么可笑的或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一些很小的事情都可以被我们拿来说很久。这就是我们的需求，所谓“占用公共资源”的说法是可疑的。

张友发：说大S的一生是被真人秀化的一生，其实和娱乐业生态非常有关系，也折射了媒介变迁的过程。大S最早进入台湾娱乐圈时，正是台湾地区电视行业私有化的时候，1993年台湾通过了《有线广播电视法》，正式允许民营力量进入有线电视系统，1999年又开放允许国外公司运营的电视权限。台湾的电视台从一开始只有3个台逐渐变成100多个电视台，竞争加剧后，内容娱乐化也成为必然，甚至导致很多人评价道：“台湾只有娱乐新闻，连政治新闻都是娱乐新闻。”

大小S主持的综艺节目《娱乐百分百》十分受欢迎也是因为她们把家庭的、生活的一切东西都变成了新闻，即“新闻的娱乐化”。包括之后的《康熙来了》也是当时台湾同类综艺中的代表作品，台湾那时候广告赞助还被不允许在节目开始前播报，限制了综艺的规模，所以艺人就必须要在棚内发挥各种表达来留住观众，加之那边的表达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顾忌，所以《康熙来了》等一系列节目应运而生，这是当时大小S引发的一个节目潮流。 

之后进入了台湾偶像剧的蓬勃发展时期。在此之前，台湾地区的观众看日剧比较多，大S参演的《流星花园》播出后，他们发现偶像剧是一个很好的对抗方式，《流星花园》可以说将台湾偶像剧集带向了繁荣。

随着大S进入大陆发展，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微博的流行。当时新浪、腾讯、搜狐都在做微博，张朝阳还通过搜狐微博直播了大S的婚礼，哪怕她已经在婚礼请柬上明确说明不允许媒体报道。张朝阳肯定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新闻事件来提升他的微博的活跃度，所以大S的婚礼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直播素材。

微博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微博用户55%是女性，其中90后占比为48.5%，也就是说，微博用户中有一半是90后，近六成是女性，这些人群和大S粉丝的年龄非常重合，所以这些人热衷于在微博上讨论大S的任何话题。此外，微博最重要的两个内容领域，娱乐明星和社会热点，也和大S的新闻非常重合——娱乐明星引发的社会热点。

后期大S已经不想将私生活暴露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可汪小菲和他妈妈张兰的生意遇到一些曲折，这时候就需要直播带货，这正好也是落魄企业家集体涌入抖音的时候。 

直播带货的流量通过抖音进行分发，这时候娱乐新闻能起到一个流量包的作用，所以张兰才会不厌其烦地讨论她的前儿媳，之前有一个段子是“只要大S有新闻，那张兰就要开始在直播间卖酸辣粉了”。

从娱乐明星流量化到如今流量带货化，可以说大S前期是在消费自己，或者说是娱乐圈在消费她，到后期变成了这些人在消费她。媒介变迁的过程也隐匿其中。

徐鲁青：从2000年到2025年的25年里，艺人的宣发方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最开始艺人用作品宣传自己，例如一张CD、一部剧集，到后来是注册微博账号，也就是2010年左右的事情，再到现在艺人要开设抖音账号、做直播等等。此外，最开始的时候艺人还会迎合一些娱乐媒体进行报道，到后来更多是通过综艺、真人秀自我曝光，明星离观众的距离是越来越近的。

现在回想起来，和大陆明星相比，我对台湾明星的认知好像会更加具体。因为当时看得最多的是《康熙来了》，大陆的综艺好像不会说那么多私人生活内容，他们经常会请大S上这个节目，杨丞琳也有去过，嘉宾分享很多自己的生活细节，比如杨丞琳爸爸欠了很多债等等，林依晨和杨丞琳见面会互相问“你的债还完没有”“你还剩多少钱”。大S也在这个节目上分享过她怀孕的经历，在怀孕前她是素食主义者，但后来为了宝宝的营养，张兰就一定要她喝鸡汤，在节目里大S分享了张兰当着客人的面逼她喝鸡汤的故事。

是保守的东亚女儿，

还是做自己的女性主义？

张友发：一方面，大S依然是世俗意义上传统的东亚女性，对于结婚、生育还是有一种天经地义的执念；另一方面，在大陆女性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大家依旧认可大S，不少网友认为，在寻求自我的道路中大S给了自己很多启发，大S的微博“我必须要找回自己，你们也是”也被不少自媒体报道引用，仿佛尽管她身处传统家庭关系之中，但她仍旧没有停止寻找女性的主体性。 

大家如何看待大S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之中所扮演的位置？女明星的演出、言论和私生活，在这一代东亚女性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中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潘文捷：我看了大S的一些发言，她的表达能力特别好，细节讲述得非常生动，比如汪小菲拿精装版《哈利波特》砸她，就是这一个细节永远地铭刻在了我心里。她很会讲述她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可以学习的地方，女性要去讲述自己的痛苦，讲述自己的遭遇，言说本身就具有力量。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离婚之后很快就跟具俊晔结婚了，她依然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张友发：台湾娱乐圈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台湾没有经历过大陆这样比较激进的左翼革命，正如阿城说的“台湾在民国，香港是晚清”，他认为香港是直接从晚清过渡过来的，延续了很多清代的宗法意识；台湾是从民国过来的，中间没有经过左翼的激进革命，也使得现在台湾有些地方和观念比我们还要传统。 

但另一方面，台湾的现代化又走在大陆之前，从《康熙来了》到台湾偶像剧，他们传递的观念更超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康熙来了》对LGBT话题的讨论非常大胆，小S喜欢模仿她的GAY朋友说话，包括他们一些街头采访的发言也非常大胆，甚至小S会吐槽“知不知道这些节目是会播出来的”。对于我们那个年纪来说，这种观念超出了当时大陆经济发展的生命体验。 

徐鲁青：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台湾偶像剧的发展，我没有赶上更早期的琼瑶浪潮，反而是台湾偶像剧伴随了我的学生时代。当时柴智屏是台湾偶像剧的“教母级”人物，她制作了《流星花园》及一系列台湾偶像剧，每年暑假湖南卫视都会播《青苹果乐园》《王子变青蛙》、王心凌参演的《微笑PASTA》还有《恶作剧之吻》这些台偶剧。

和有点苦情的琼瑶剧相比，台湾偶像剧往往会加上一些轻喜剧和校园风格，里面很少出现父母或家庭的羁绊，在校园里面最大的苦恼可能是老师或教官。所以那时候我对台湾偶像剧的看法是，它涵盖了我们对现代爱情的想象，大多数剧里男强女弱的设定也满足了我们对灰姑娘翻身的向往。

张友发：台偶跟大S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就是因为《流星花园》火爆才有了后面台偶大规模的量产，《流星花园》收视率破纪录之后还保持了好几年没有被超越，柴智屏也因为这部剧才从综艺制片人顺利转成电视制片人。《流星花园》的女主角“杉菜”形象塑造了很多人对于大S的认知——“杂草”但是很有生命力，之后大众对于大S依旧有这样的滤镜。

关于偶像剧，我特别认同一位豆瓣博主的观点，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偶像剧，一种叫《流星花园》，还有一种就叫《恶作剧之吻》，所有的偶像剧都是沿着这两个模式来讲故事的。《流星花园》是霸道总裁爱上杂草的我，《恶作剧之吻》就是笨蛋少女喜欢天才傲娇男，现在大陆拍的很多甜宠剧其实都是这两个故事模式的变种。

徐鲁青：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偶像剧好像突然一下就慢慢变少了，好像就是10年中发生的事情。

张友发：这和两岸文化逆转现状有关，资本逐步向大陆转移，大S也是因为大陆和香港拍了很多合拍片才跑到大陆来演戏的，像陈乔恩这些演员也是一样。大陆文化产业崛起后，资源和演员都不在台湾，台湾偶像剧就慢慢衰落了。奈飞（NETFLIX）进入台湾地区后才重新有了《想见你》《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些爆款剧集，奈飞要么参与了宣发，要么参与了制作，提高了台湾影视剧整体的制作水平。我个人觉得偶像剧确实也需要革命，就像刚刚说的，只有两个模板，大家也看腻了。

潘文捷：刚才说的那两个偶像剧分类很有意思，一个是灰姑娘爱上白马王子，另一个是学渣女爱上学霸男，这两类故事都是很传统的一个不怎么样的女孩子喜欢一个很厉害的男生。前一个是通过白马王子既拥有了爱情又实现了阶层跨越，后一个是成绩不好但是学霸爱上我，那么我成绩不好这一点好像也可以被弥补了。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很容易被这样评价：“你学习成绩不好，以后可以找一个成绩好的老公”，或者是“你没钱的话，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就可以了”。女性几乎不被鼓励去直接追求这些东西，但为什么我一定要拥有一个霸道总裁才能实现我的阶层跨越，不能直接自己当霸道女总裁吗？为什么非得要找一个学霸来爱上我，我不能自己当学霸吗？这里面其实就反映了某种缺失，女性不能直接拥有这些想要的东西，必须在一个男主角身上去找，并且期待他对我的爱、包容和喜欢能够弥补我的缺失。

我们不断地看偶像剧，其实是在为现实中的缺失“打麻药”。就像那些看赘婿爽文的人一样，正是因为生活中是个赘婿，但是特别想打老丈人的脸，所以就会不断地去看赘婿爽文，觉得可以通过这些来实现某种超越，事实上只是麻醉其中。 

被媒介塑造的社会观念和想象

张友发：不论是台剧、偶像剧还是大S，多数时候都在塑造一种“敢爱敢恨的都市丽人”角色。我朋友认为大S很像《欲望都市》里的角色，她会对销售说“如果有限量版的鞋就卖给我”，她还会将自己的美容经验集结成册并出版，我不少朋友买了她的《美容大王》这本书。 

徐鲁青：那时《美容大王》是书店里的畅销书，逛书店时货架上面摆的都是这本书。我记得当时《恶作剧之吻》的袁湘琴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成绩不好，笨笨的，但是会主动追求、表白男生。初中时我身边异性恋的爱情模板都是这样。

张友发：小时候我也会受到这种剧集的影响，会代入到男生角色里，比如这种电视剧里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镜头：天气很冷的时候，男生一定要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披给女生。所以我小时候会模仿这种行为，看到我朋友很冷就会把自己的校服脱下来问“要不要披我的衣服”，觉得这样很酷很拉风。 

在大家看来，相比于早年的台湾偶像剧，现在大众对于少女形象的塑造有没有一些变化？ 

潘文捷：我觉得“少女”这个词真的很有意思。王钦在《“零度”日本》一书中分析了高中女生这个词：“高中女生的包装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存在着清纯的高中女生这种虚构，一方面是对性的禁止，另一方面却是与性有关的存在，这种双重性生产出了淫荡的符号。”其实少女这个词跟高中女生是可以替换的，它与性无关，但是同时又与性有关，包括日本文化中女生穿超短裙和丝袜中间的绝对领域，还有少女又纯又欲的形象。

刚刚说大S是少女，其实她今年应该已经48岁了，但是在我们心中她永远是那种又纯又欲的少女形象。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总是说一个女演员要有少女感，但其实大家过了14岁在法律意义上都是妇女了，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追求少女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徐鲁青：在听到她逝世的消息时，我给朋友发消息感慨她好年轻以及这件事发生得好突然，我朋友回复说她其实也不年轻了，她只比我妈小4岁。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割裂，我完全没有办法把我妈的年龄和大S的年龄联系在一起。

张友发：我也是当时想了一下，发现她的年纪竟然跟我妈差不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她看作是我妈妈那一辈的人。

徐鲁青：我记得汪小菲跟她在一起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些“两岸之争”，比如当时他一定要大S住在北京，但大S不喜欢北京，一定要回台北，后来他们俩就分居了。当时就有网友说“台北有什么好的，只会住在乡下”、“不愿意住在北京，没有见过世面”等等，出现了很多时政争论。

张友发：汪小菲和张兰也很聪明，他们会把这种争执变成政治话题，这样又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也让这个真人秀多了其他“意义”，微博上一些时政博主和正能量博主也非常热衷于讨论大S的话题。

又有女性主义，又有两岸政治议题，还有一些娱乐话题，这就导致大家都愿意在这里面展开讨论。荆欣雨最近发了一篇文章回忆大S，其中提到2018年做《人物》采访时，一万多字的成稿发出来的时候大S和她的团队是没有审的，我觉得这个很少见。说实话，大部分明星甚至一些创作者接受采访后都是要审稿的，但大S没有，你可以说大S的一生都在被真人秀直播，但我觉得她很真诚地在面对这场真人秀，愿意面对镜头表达真实的自己，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她。 

徐鲁青：那篇文章也提到，她第一次采访了大S两个小时，后来又采访了一次，最后她写的时候觉得素材不够，又去问大S能不能再采访一次，当时大S在瑞士休假，但她直接说“等我到酒店放好行李就给你通电话”。在我看来，明星采访对象能做到这种程度，说明这个明星人真的挺好的，她愿意给记者这么多时间，最后团队也没有要求必须审核。很难想象现在这样一种明星和记者的关系。

张友发：从我自身经历来看，台湾的明星导演确实很接地气，大陆的明星艺人有点被粉丝给捧着了。我之前采访过一位台湾创作者，要到他在的酒店采访，当时房间里没有地方放我的电脑，他注意到这件事还给我搬了个很大的凳子放电脑，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在大陆的明星艺人身上发生。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