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一九〇八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遂改名史伊凡。……

这也许是家中最老的照片吧，大约摄于1910年。左一是幼年的姥姥，身边是她的妈妈，右一是她姐姐，右二是她的哥哥。

一九三〇年姥姥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从外公和姥姥各自的简历上看，他们相遇之前都在苏州和南京生活和学习过。外公在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报上发表《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时候，姥姥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之动机》和《老丐行》；外公在校报上发表《手淫之预防法》的时候，姥姥发表了《理不胜欲，要使二者互保其平衡》。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与平等的社会。

一九二八年他们又分别赴南京上大学。我想象他们两人多次在街头巷尾互相错过的镜头，就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里面，那一对常常擦肩而过的邻人，被命运像吸铁石那样拉近。影片最后，因为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终于有了相遇的机会。姥姥和外公那几年所有的动荡，似乎也只是上苍为了促成他们终成眷属。

姥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短文，当时姥姥和外公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跟姥姥惯常的风格一样，文章毫无煽情，也没有提及她和外公的私人关系，只是在救护队的人员名单里列上了“张昌绍”，平静地讲述了当时在真如暨南大学夜以继日发生的事情——

……我们女同志宿舍在底楼。窗外堆积着许多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壮士们的遗体。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令人肃然起敬。

救护站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大家睡得很少，白天黑夜拼命地干，平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站里常有记者和慰问团来访，不管我们怎样解释，救护站不缺吃穿，慰问团体还是用大卡车装满面包、蛋糕、饼干、罐装菜肴和棉袄、棉鞋、毛巾等等，把一间大教室堆得满满的……

姥姥的证件照

最使人感动的是伤病员们的表现，他们很坚强，很少听到呻吟声。一些伤势较轻的战士纷纷要求重返前线，甚至那些伤势并不轻的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求回到战场去。有些战士因伤重必须转送后方治疗，但硬是不肯上车，他们觉得留在救护站，离火线近一些，还有机会重返前线，送到后方，就没有打敌人的机会了……

但是不久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地区登陆，威胁十九路军侧翼。十九路军因得不到兵员、武器、粮秣接济，不得不撤离淞沪战场。接到撤退通知，救护站的同志们都发呆了，等收到紧急撤退通知后，大家才行动。军部为救护站留下最后一次列车，我们迅速地背着百多个伤员和代管的武器上车，离开真如，向苏州方向开去。车到昆山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幸好没有重大伤亡，安然到达目的地。

正在热恋中的外公和姥姥是并肩的战友，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悲壮的事件，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当他们终于可以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紧拥对方失声痛哭；有没有亲吻彼此悲愤的眼泪，抚摸彼此疲劳的身体；有没有以身相许，山盟海誓？我无从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几个月里结的婚。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姥姥在溧阳老家生下了我母亲。一九三四年外公从上医毕业留校后，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医校长朱恒璧家，后来再搬到上医分给外公在“祥庆村”的公寓。

我在史料里读到，一九三五年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激起了姥姥这辈年轻人的革命热情。怀着身孕的姥姥与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后发展成中华救国会。据说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后，就把婴儿留在上海红十字会（即现在的华山医院），自己投入到编辑《中华医学杂志》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经在红十字会实习过一年，所以医院收留了二姨一个多月，她是婴儿室闻名的“超大儿”。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伤兵医院，直到年底战事失败。沮丧了一段时间后，姥姥决定离开上海。她带着五岁的母亲和三岁的二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然后把她们分别留给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伦敦陪读于外公。这段经历给我母亲和二姨带来了久远的心理阴影。

姥姥、母亲和二姨。

一九三九年，姥姥比外公提前从英国回来，但是她没有回到孩子们的身边，而是帮助上医校长朱恒璧完成了国立医学院两次庞大的迁校任务。朱恒璧校长是外公的恩师，两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们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在昆明郊区白龙潭设校（简称“滇院”）。一九四〇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迁往重庆，在重庆市郊歌乐山设校（简称“渝院”）。

一九四二年，在日军从缅甸进攻中国大后方的危急时刻，姥姥又被借调到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卫生处，在美国援华抗疟委员会工作，工作所在地为弥渡。一九四三年她才从弥渡回到歌乐山，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

在歌乐山，姥姥和外公终于安定下来，便决定去上海接女儿们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出发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亲戚家寄宿的母亲和二姨接到信后就开始期待。大人们叮嘱她们，只能跟人家说姥姥是从南京过来的，千万别说重庆。姥姥到沪以后，把我母亲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旧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过了数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来，却不是来接二姨，而是来跟她告别的。她跟二姨解释说，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太困难了，回沪路上花了一个多月，她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上路，只能带母亲一个人。

在二姨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遗弃。第一次是她三岁时姥姥去英国，把她交给了亲戚。二姨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她那天的感受：“在一个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笼子般的小床里，周围一圈都是我从没见过的、可怕的脸，我手里捏着一只纸袋，这是我母亲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据说里面是几块蛋糕。这个小床和这个纸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紧闭双眼，不哭不哼，据说就这样待了三天。”

五年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弃二姨而去，还带走了她的姐姐。那时二姨留着两根硬得像棍子的长辫子，姥姥说喜欢。临走拍拍她的头，叮嘱她好好留着辫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针线盒里的剪刀，把辫子剪掉。

后排姥姥和她妹妹————陈冲的二姥姥，前排左起小姨、“矮好婆”、二姥姥的女儿

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学的时候，借了一本《简·爱》的英文版，带回家读。我那时的英文水平读原文书十分吃力，记得姥姥经常在边上帮我一起查字典，给我解释字典不能回答的疑问。书里有一段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并激起我对远方和未知的向往。

我爬上三道楼梯，推开顶楼的活动天窗，来到铅皮屋顶，极目远望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线。随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和地区。随后我渴望掌握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接触比现在范围内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熟悉更多类型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岁的姥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读《简·爱》的样子。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姥姥是个失败的母亲，但她无疑爱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六岁的时候，给她往英国写的信。那一小条发黄的纸对姥姥的价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亲提及童年被遗弃的事，姥姥脸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哪个选择没有代价，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没有选择。……

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跟姥姥从上海到重庆的经历，她先说记不太清了，然后叹口气说，一路上很艰难，我们坐了火车、汽车、牛车、木船，绕了很多地方。当时从日占区去重庆是不允许的，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她要陪他们睡觉。我哑口无言，完全没有想到母亲会跟我这样说。

我再追问细节时，母亲不愿说了。但她强调说，要是换你外公去上海接我，一定到不了重庆的。姥姥胆子大，也会随机应变，她总是把我的一只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到关口打开检查的时候，皮球会滚出来，我就跑去捡，这样检查的士兵注意力就分散了，好心一点的士兵还帮着捡，这样就不会留心到箱子里藏着违禁品或贵重物品。

放下电话后我想，这些占姥姥便宜的都是些什么人？在一两个月的路途上，又有多少个“他们”？这“陪他们睡觉”的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又去哪里实现？这些我都永远无法知道。

陈冲和姥姥在七十年代加盖的简易楼前。

我打开相册，找出几张姥姥那时的相片。姥姥长了一张娟秀的瓜子脸，那也许是她脸上最柔和、最女人的线条；她的额头宽敞，有些男性的方刚；她的眉毛上扬，有些挑衅的傲慢；她的单眼皮有些不对称，但是眼睛里透出聪慧和沉着；她抿着的嘴有些固执，也好像在说，别惹我；她的鼻子也许是五官里面最完美的部分，放在脸的正中央，让人觉得它的主人品行端正而充满诚信。然而，照片只是漫长人生中的几秒钟，并非立体性记录。姥姥在照片里显得严肃，而我认识的姥姥幽默、风趣，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对话者。……姥姥的头脑、见识、个性和思想，是她一辈子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清泉。

在从上海去重庆的时候，姥姥拖着一个九岁的孩子，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我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女人点上一支摩尔烟，审视眼前坐在办公桌前的男人。他也用疲劳的眼神扫了她一眼。女人知道他工作单调而辛苦，并跟她一样远在他乡。她为他点上一支烟，开始娓娓道来，讲一段伦敦街头的趣事、一个《聊斋》里的女鬼故事、一则好笑的新闻。或者，她跟他拉一段家常，有滋有味回忆起某条街上某种特别香的豆豉、辣酱、臭豆腐。女人聊起天来那么亲切生动，这份意想不到的愉悦或许打破了男人沉闷的日子，或许满足了他的一份乡愁，以致他完全忘记了跟她原来的交易，开始向她倾吐，一泻千里，直到夜深人静……

我也可以想象另一个场景，女人的衣服被撕开，纽扣被扯掉，她被压在水泥地上，背上的皮肤已经碾破。事后，男人还在喘息，裤子狼狈地堆在脚腕，女人已经穿好大衣，拢齐头发，拿起通行证平静地转身离去。她挺拔高傲的背影，让他突然自惭形秽。他向她索取了身体上的快感，但无法索取征服者的优越感。我想起一部叫《西部往事》的犯罪电影，片中一个强盗用强奸来威胁一个寡妇，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者，没有畏惧，也没有矫情，只是很简单地说，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你来吧。我想象，姥姥也有这样刚烈的性格、胆识和精神。

摘自陈冲《猫鱼》，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