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规模的专业大调整来了

国内高校正经历新一轮专业大调整。

今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科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专业布点3389个，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再往前算三四年，每年高校调整的专业布点数虽在逐年增多，但都没有突破3000大关。

2023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

如何看待此轮专业调整？一拥而上、一拥而下的专业增减是否合理？如何看待各地政府对高校专业调整的行政式引导？日前，围绕相关问题，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邬大光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邬大光。图/受访者提供

“砍”专业，是大量“增”的必然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全国高校专业大调整的背景是什么？本轮调整有何特点？

邬大光：我国高校专业已进入新一轮调整期。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全国累计共有265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1万个。《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这表明国家开始真正出手和发力。方案发布后，立刻引发高校专业调整热潮。2024年以来，据报道，已有多所高校宣布撤销或停招部分本科专业，涉及专业数几百个。不久前，四川大学宣布撤销31个专业，更是引起了轰动。本轮专业调整力度之大、频率之高、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事实上，教育部“出手”之前，从2016、2017年开始，一些高校就已经自下而上地主动做出专业调整，采取停招、隔年招生、“增一减一”的总量控制等举措。例如，为了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中山大学在2016年和2017年两年共调整或暂停招生39个本科专业，这在当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厦门大学则是在那个时期实行“增一减一”的政策。

今天高校“砍”专业，其实是过去大量“增”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增设专业大致有三个高峰阶段。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合并，使得很多高校的专业数量激增，且有一定重复。今天很多专业过多的综合性大学，则是当年高校合并的产物。其二是1998年启动扩招之后，很多高校都是通过短期内快速增设专业，来吸纳扩招带来的大量学生。其三是过去二十年，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专升本”院校和独立学院。为了尽快实现“去专科化”和扩大学校规模，许多学校不讲条件地快速上马新专业。今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管理者们逐渐意识到，现有的专业过多、过细，其中一些已经不合时宜。

《中国新闻周刊》：就高校自身而言，专业调整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邬大光：当前，我国高校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首先亟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一流学科建设，这两个问题都绕不开专业优化调整。

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告诉我们，拔尖创新人才从来都不是在单一学科和专业下成长起来的，推进跨学科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本轮学科、专业调整，在目录中开始尝试设置体现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这将为未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多数高校普遍是先有专业后有学科。今天，在强调“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则是“一手办学科，一手办专业”。无论谁先谁后，专业都是绕不过去的。专业建设指向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也要瞄定人才培养，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因此，一定要认识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战略意义。

高校的专业调整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未来社会是一个不确定的社会，任何人都无法像算命先生那样预见到未来会兴起什么产业，也很难清晰预见一个专业和学科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路径，也许一项基础研究或技术的出现就可能催生一个新的学科或专业。如果还用过去的专业来适应今天的时代，就是刻舟求剑。因此，高校必须主动作为，建立适应经济变化的调整机制。我国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布局，到了不得不“变”以及必须思考“如何之变”的历史拐点。

很多专业调整是“新瓶装旧酒”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高校专业的设置与快速迭代的产业行业需求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邬大光：最近，我刚刚参观了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所国企创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学校的老师对我说，目前，整个山东港口集团的无人码头占比已接近70％，集团正在加快推动全部码头的智能化改造，再过几年，吊车、叉车、铲车、运输车的驾驶员，都会走进机房，这些车辆也都会变为无人驾驶。未来港口的生产方式与过去和现在相比已截然不同，这就是科技的进步。相应地，港口相关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专业建设、实验室建设，乃至教材建设等都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山东港并非个案，几乎每一个产业或行业领域，都有类似的案例。这意味着旧有专业与企业现实已经出现诸多脱节，专业是否对口已不是那么重要，更进一步说，知识结构、课程体系、教材内容、师资水平，乃至实验室的脱节十分普遍。但意识到这个问题，与实际推动改革还是两回事，改革难度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到很多高校为了响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一拥而上“增”了很多“潮流”专业，如人工智能、智能建造，以及其他各类“智能+”新工科专业，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邬大光：目前，一些高校一拥而上增设的这些新工科专业，绝大多数缺乏扎实、广泛、精准的市场调研。很多高校仍是基于学校已有资源去办专业，而非基于真正的市场和产业需求。这自然引出一些问题，即使成立了新专业，这些专业老师的知识结构就跟上了吗？教材、教学方式和培养方案也自动更新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增设新专业，并不代表人才的培养规格、水平就立刻和科技发展、产业革新同步了。相应地，很多旧专业看起来是被裁撤了，但实际上，这些旧专业的老师依然“残留”下来，用旧知识教新专业的学生。归根结底，都是“新瓶装旧酒”。

过去的一些历史教训表明，专业的增设并没有带来知识体系、课程内容的变革，教材更新一直滞后，出现“闭门造人”现象。而且，我国以往的专业设置往往受资源配置影响较大。实际上，资源配置越多，专业越容易固化和窄化，从而与市场需求脱节。时间一长，专业改造愈加困难，最终只能撤销。因此，当前的专业调整，是市场“倒逼”的结果，是撼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契机。下一步，则要真正走出专业与市场脱节的藩篱。

课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中国新闻周刊》：高校应怎样从专业的固化中突围，核心障碍是什么？

邬大光：专业不只是一个概念或符号，它是高校实现“三大职能”的基石，也是高校各种组织和制度的基础。高校需建立自我调整机制，主动通过课程内容更新推动专业改造，通过知识体系重组推动专业升级，通过课程资源共享推动学科交叉，让新专业之“新”名副其实。未来，专业优化调整的重点，应该是淡化专业、强化课程。调整专业目录是“治标”，课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专业调整是对高校治理能力的挑战。目前来看，改革的最大阻力之一来自教师，尤其是那些既传统又强势的专业。因为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表面上调整的是“学科”和“专业”，以及课程结构、知识体系和教材的更新，实际上调整的是教师“利益”。今天高校中的多数教师都是接受专业教育出来的，有着厚重的专业基因和惯性，且形成了固化的专业思维和路径依赖，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型，即使面对新专业的学生，很多教师能教的也只有旧知识。

今天的许多学科、专业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埋下的种子，这是历史的财富，也是当下调整“阵痛”的伏笔。当我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些高校的食堂都是按照专业命名的，有物理食堂、化学食堂、经济食堂……当下很多高校都是学院制了，表面是学院，实际上是以系为单位或以专业为单位运行。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既是专业教育的产品或“试验品”，也是专业教育的“半成品”。

从历史看当下，我国今天的大学里，专业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固化的链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企业以及资源配置等都是这个链条的组成部分，高校教师的专业思维越来越固化，逐渐形成一种固有观念：人才培养，必须以专业、学科与院系为基础去配置资源，有了专业就“有了户口”。这本质上是一种部门所有制。

正是因为这一思想根深蒂固，这些年来，高校普遍存在一个误区：看到哪一种产业重要，就去建立一个对应的专业或学院。但在世界的一流大学里，专业的“潮起潮落”相对罕见，它们不是靠成立新专业或学院来跟踪科技创新，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当面对某一新兴产业的需求时，主要采取两种做法，其一是多个学院的跨界“合作模式”，通过拓展组织边界、学科边界，以互嵌的结构形成新的学术共同体，实现人才培养和科研各个环节的融合。其二是单个学院整合内部资源进行学科或专业“改造”，通过融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反哺”人才培养。

最近，不少高校放开转专业限制，看似进步了，其实还是在“专业”里打转，真正应该做的，是放开课程，给予学生更多的选课自主权。因此，我们要看到专业调整背后更深层的逻辑：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并不是简单的“增”与“减”的问题，而是针对社会需求，以有组织的方式对整个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造。也就是说，转型才是根本，专业调整只是一个切口。

警惕“强计划”管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专业调整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化对高校专业调整的行政式引导。多省发布了与中央对标的专业调整文件，通过“增一减二”（增设一个省控专业，就要裁撤两个专业）、“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点责令停招”等刚性措施进行专业管理。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邬大光：目前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过多与不合时宜，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高校都应该按照一个“药方”去吃药。专业调整不能通过行政指令来“一刀切”。

我认为，不是所有地区的高校都需要刻意裁撤专业，去完成缩减20％的目标。这里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高校，研究型大学可以淡化专业，聚焦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师转型。但对一些地方高校来说，仍要通过专业教育来“对口”地方的产业需求，尤其是一些低端产业结构。因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复杂和多元化，既有高端的科技产业，也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现了高科技与传统的并存状态。

我国专业设置与调整长期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处于“强计划”的政策管理下，政府一直在强化学科、专业目录的规范性管理功能。近年来，虽力图改革，但规范性管理仍是主要手段和特点。这种做法，其优势体现在国家对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的把握更为精准，但也要注意到对市场快速变化和地方经济观照存在的不足。

国家现在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真正的“三位一体”往往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很难自上而下。我去安徽调研，发现合肥市正在打造十大新兴产业，政府要求高校跟进，一些学校开始设置与十大产业相关的专业，加强与新产业的校企合作。可当我问学校是怎么具体合作的，校方说，没有实际合作，目前只是有了“新专业”名称，也可以说是“贴个标签”。

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要高校去支持某个产业，需解决师资、实验室、实训基地和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不是一个行政指令就能完成。到最后，还是要看高校的学科、专业特色是否有与产业的实际结合点。因此，新一轮专业调整需要综合考虑专业设置的国家属性、区域属性，逐步实现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深度融合。

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已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5亿，这个数据在国家人口排名上位居第五。当下，我国不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缺的是“人才”。针对新时代的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如高校和专业的同质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趋同，原因是多方面的，常被诟病的“一刀切”是一个主要原因。今天，要防止过度计划管理，重视多样性发展。否则，可能使高校失去应有的活力和应变能力。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从上到下都需要对市场的变化和社会需求保持敏感。

发于2024.9.2总第115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邬大光：专业调整到了不得不“变”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