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如果没有人民币贬值，实际上中国已经跨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

林毅夫：如果没有人民币贬值，实际上中国已经跨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

中国经济又临关键时刻。

一方面，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站上130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台阶，人均GDP同步提升，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同时也是“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之年；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持续，中国经济大船需要顶风破浪前行。

2025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未来中国经济靠什么实现长期稳定发展？三里河专访了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今年中国经济或好于2024年

林毅夫指出，2025年中国经济状况总体来说会比2024年好。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有个明显特征——“前高、中低、后扬”。“后扬”是在去年9月份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后，经济出现明显复苏。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去年9月份以来宣布的政策措施落实好。“2025年中国经济会处于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后扬’的延续阶段，经济继续复苏。相信今年的经济状况总体来讲会比2024年好。”

他也坦言，中国面临外部挑战和内部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但总的来说，中国经济机遇多于挑战，“只要能够把机遇充分发挥出来，相信2025年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复苏速度”。

宏观政策是短期、阶段性的

一些人认为，近期宏观政策的调整意味着长期的政策转向。但林毅夫指出，宏观政策，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经济周期波动，是短期的、阶段性的。

从长期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不断释放，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是带来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基础。他认为，抓住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机遇，同时在传统产业上，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产业的高端化、高效化、高质化，这些才是长期的。未来，中国的发展主要还是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并帮助其克服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瓶颈障碍。

中国有潜力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林毅夫表示，以2024年数据来看，按照全年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已达13445美元，而目前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4005美元，中国与之仅相差4%。若中国今年实现5%或更高的经济增长，就应该能够跨过这个门槛。

他解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市场汇率变化长期看生产力水平提升情况。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提高速度是快于发达国家的。

但同时，它又受到美元尤其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近两年美元升值带动人民币相应贬值。2022年时，约为1美元兑6.7元人民币；现在大约为1美元兑7.2元人民币，人民币贬值7%左右。“如果没有这7%左右的贬值，实际上，中国已经跨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

林毅夫表示，除市场汇率外，还有另一个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时，中国GDP就已经超过美国，而且此后每年都在拉开和美国的差距。2023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已是美国的1.24倍。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可以保持比美国更高的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会比美国更快，我们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指日可待，这是可以有信心的。”林毅夫说。

地方的问题要对症下药

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走的是渐进双轨制改革之路。但推行逆周期财政政策时，实际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经投资平台举债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没有真正复苏，发达国家长期增长率在3%至3.5%之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放缓，对中国出口形成冲击。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国持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都要地方政府配套，成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毅夫表示，解决问题需要改革。逆周期措施的资金来源，主要应该来自于中央财政。针对当前的情形，中央也做了不少改革，比如由中央政府发专项债，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发债等。地方政府债务减轻，就能够发挥更多作用。■

林毅夫：“通缩也能高增长”不现实？我们不妨回顾下20多年前

通货紧缩是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一种经济现象。中国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通货紧缩。按照国外的经验，通货紧缩一般都伴随着经济的零增长或负增长，但是，中国在通货紧缩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年均7.8%，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1953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与通胀状况 图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另外从能源的角度来看，产出不会凭空增加，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的使用也应该增加，因为工业生产、货物运输等很多方面都需要能源的支撑，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从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能源消耗都在下降。在其他很多国家，只根据能源消耗情况就可以对经济增长状况做出判断，就是因为从国外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这两个变量是必然相关的。

因此在2000年前后，国外有一些学者开始怀疑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虚假的。按照他们的研究，中国能够有2%-3%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非常了不起了，绝对不可能有官方公布的那么高。

那么究竟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真实的，还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是正确的？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就必须先弄清楚通货紧缩的形成机制，是否像国外学者所讲的那样，出现通货紧缩就必然伴随经济的停滞。

通货紧缩的形成与作用机制

通货紧缩是供给全面大于需求导致物价不断下降的一个现象。从这一定义出发，通货紧缩的可能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需求突然下降，二是供给突然增加。

以国外的经验，通货紧缩一般的原因都是需求突然下降，这主要与经济泡沫有关。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居民很少将钱放在银行，一般都是买股票或是投资房地产。当股票或房地产市场泡沫很严重的时候，普通人以名义货币衡量都会觉得自己很有钱。这种心态导致了财富效应，使人们的消费需求大幅增加。

在大多数经济中，国内生产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例如美国2013-2023年的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10%-13.5%，也就是说，有近九成的生产都是在满足国内需求。当需求突然上升时，投资也会随之上升，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等到泡沫破灭，很多人的财富一下子就缩水了，反向的财富效应会导致消费需求大幅下滑，原本为了满足上涨的消费需求而扩大的生产能力变得过剩，投资随之减少。消费与投资的共同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物价普遍下降，国民经济疲软，因此会出现经济的零增长或是负增长。

反观中国的情况，自开始发生通货紧缩的1998年以后，既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也没有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通货紧缩，原因只能是供给的突然增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投资增长一直比较快，尤其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从此前五年的年均16.5%一下子提高到了36.9%（见下表）。这种持续的投资过热造成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全面扩张，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因此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出短缺经济的同时，即刻又陷入了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困境。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的通货紧缩与国外的通货紧缩，虽然表现为同样的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现象，但背后的形成机制却完全不同，因此发生作用的机制也不一样。想要了解中国经济为何能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分析。

中国的通货紧缩与高速增长

1998年发生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

此后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方谈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1992年以前，外资在我国固定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没有超过5%，但在1992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2%，最高时达到过20%。

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由于中国的通货紧缩是过剩经济所带来的供给增加造成的，不存在财富效应，消费方面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消费增长的速度基本和过去相同，大约为7%。

在投资方面，虽然私人投资因为生产过剩而有所下降，但因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技术和产业升级空间很大，同时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强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在这一时期投资仍然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这样的消费与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保持在7%—8%是完全正常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应该得到肯定。

关于自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的能源消费量下降，同样不能以国外的经验来解释。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中国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因此当时的乡镇企业即使在技术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量大、产品质量差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98年之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供给超过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质量差的商品首先退出市场，紧接着技术水平低、能源消耗高的企业也随之退出，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1998-1999年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和大量的农村负债。取代这些破产企业的是产品质量高、技术水平高、能源消耗低的新型企业。

因此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能源总的消耗量依然会接连下降，其实是生产方式改进带来的有利影响。随着产出的继续增长，能源消耗量必然也要增加，所以从2000年开始，能源消耗量又逐渐恢复到了正常的增长速度。

通货紧缩的后果

尽管中国的通货紧缩没有伴随经济的低增长，但仍然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如前所述，中国的通货紧缩来自连续的快速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就意味着物价普遍下跌，企业作为供给者盈利下降、亏损增加，同时工厂里出现大量的产品积压，因此开工率严重下降，所需劳动力数量也会减少，这就直接引发了就业问题。此外，如果企业普遍亏损，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也会增加。

一般来说，政府可以使用两个手段来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

所谓的货币政策就是靠政府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来影响市场的利率。在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给，使得利率下降。这样一方面会刺激投资，因为利率是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会减少储蓄，因为未来消费的价格上升了。

在正常状况下降低利率的确会起到刺激需求的作用，但在通货紧缩时期，这样的货币政策往往很难奏效。

首先，即使利率降为零，只要借钱要还，当社会已经全面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投资的意愿也很难得到提升。其次，如果储蓄的利率降低，正常情况下的确会增加当前消费，但现在由于企业的开工状况不好，工人的收入得不到保证，即使消费意愿可能会有所提高，消费能力也会因收入水平的制约而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率既不能刺激投资也不能提高消费，所以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

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要更直接一些，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影响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而财政政策或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进行投资和建设，或是通过转移支付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来鼓励消费。

例如，为了应对从1991年开始出现的通货紧缩，日本政府给65岁以上的老人和小学生发放一种特殊的货币代券“日本振兴券”，以此来刺激消费。但是这种做法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如果依靠政府的财政赤字来刺激需求，那么国债的积累就会非常快。

例如，日本在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之前，政府积累下来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在发达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算是一个很低的比例，所以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是非常健康的。但在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后十年，日本积累的财政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0%，在所有的OECD国家中是最高的。所以靠政府财政赤字来刺激消费，虽然有效但不能持久。

总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这两种手段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处理通货膨胀问题时，相对而言“招数”非常多，但在处理通货紧缩问题时，基本束手无策。

例如美国在1929年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本身也是通货紧缩。当时纽约股票市场泡沫破灭，突然间财富都蒸发掉了，每个人都变得很穷，结果就是消费减少，导致生产能力过剩，随后物价不断下降，投资不断减少，然后消费信心继续下降，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此期间美国虽然推行了“罗斯福新政”，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了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后来的研究普遍认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帮助其实微乎其微，真正帮助美国在1941年走出通货紧缩的是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的财政赤字几乎可以无限大。

生产能力过剩与解决方案

在各种政策普遍失效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在面对通货紧缩时，只能依靠时间让一部分企业破产而退出生产，减少产能，同时人口增加，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慢慢消化掉。

其实通过研究生产能力过剩的概念可以看出，生产能力过剩在本质上是一种存量的概念，比如现在有100台机器，因为市场已经供大于求，所以只用50台来生产就已经足够，那么另外闲置的50台就变成了“存量生产能力”。

解决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与存量生产能力相等的“存量需求”，这种需求既有可能来自投资也有可能来自消费。

“存量需求”指的是有需求愿望并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概念在市场经济国家是不会有的，因为只要有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样的需求基本上就能得到满足。

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有很多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可能会因为体制性、政策性或结构性等一系列原因而实现不了，这些存量需求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中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原因各占一半）。如果能够把体制性或政策性的障碍消除，已经积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存量需求就会像水库里的水一样，一旦闸门打开，就会迅速地被释放出来，把存量生产能力消化掉。

第一个存量需求是外国企业的投资需求。

四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资的进入有很多限制。例如中国在加入WTO以前吸引外资主要以出口为导向，中国作为一个加工生产基地，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到国外去，不允许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因此，这些外商虽然有支付能力，也有到中国来投资的愿望，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很多投资的愿望都无法实现。

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取消了各种政策限制，给予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同意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同时也鼓励其将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去，因此外资迅速增加，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这就是一个被释放的存量需求。

第二个存量需求是私人企业的投资需求。

民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快速增长，有不少民营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实力，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思想，国民经济中有很多领域只允许国有企业来经营，民营企业是不能进入的。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给外国企业国民待遇，而且也给国内的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让这一部分的存量需求也能得以实现。

第三个存量需求是城市里的消费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一直在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家庭必备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消费水平在100元左右。当时要购买这“三大件”，除了需要攒钱还需要用到各种工业券（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发行的一类用于购买工业品的票证）。到80年代末“三大件”就变成了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消费水平在5000元左右。为了备齐这5000元的消费品，一般家庭的做法是先存钱，然后购买。

到90年代初“三大件”又变成了空调、音响和手机，消费水平达到1万元左右，一般家庭的做法仍然是先存钱后购买。但是到了90年代末，所谓的“大件”变成了汽车和房子，在当时汽车大概要25万元（约3万美元），在一线城市房子要50万元（约6万美元）。当时，对于3万美元和6万美元这样的消费品，即使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一般人通常也要以按揭和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因为如果先存后买，很多人在存足了钱以后都已经老得不能再消费了。

这种消费贷款一般以个人未来的收入流作为决策的依据。比如，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只要我预期未来的工资收入流可以分期付清本利，我就会向银行借钱，以按揭和抵押贷款的方式买房、买车。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几年里，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大批的白领阶层，以他们的收入流来看，完全有能力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汽车与商品房的消费。然而在过去，银行贷款主要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城市里的这些白领阶层由于政策性的原因，没有办法通过贷款来实现消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银行开办消费贷款业务。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存量需求就目前来说应该是农村里的消费需求。

上面所讲的三个存量需求基本在2002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消费贷款的放开已基本得到满足。但以农村的情况看，2002年我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57%，但是农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以家电产品为例，2002年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120台彩色电视机，而农村只有60台，相当于城市的50%;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81.9台电冰箱，农村只有14.8台，相当于城市的约18%;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92.9台洗衣机，农村只有31.8台，相当于城市的约34%。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城市家庭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很早就已基本达到饱和，而家电产品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一些观点认为农村消费水平低主要是由农民收入水平低所导致的。1998年城市的人均收入是5425元，农村是2162元，只有城市的40%左右。收入水平虽然对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影响，却并不是农村消费水平低的最主要原因。

1998年农村的人均收入是2162元，比1991年的城市人均收入（2025元）略高一点，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与1991年相比，1998年的家电产品价格明显更低。例如，1991年一台25寸的彩色遥控电视机差不多要5000元，1998年差不多只要1500元，是原来价格的不到三分之一。按理说，在收入水平相同、价格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对家电的需求应该更大。然而，1998年农村的消费水平实际上远远低于1991年城市的消费水平。

由此可以判断，收入水平不是消费的唯一限制性因素，一定还有其他的限制性条件在制约着农民的消费状况。此外，1998年广东农村的人均收入比1991年城市的人均收入高50%左右，但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仍明显低于1991年城市的需求，这进一步证明了收入水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例如，要看电视节目就必须能接收到电视信号，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农村地区是收不到电视信号的。要想接收电视信号就必须安装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但是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可能就要4000-5000元，前面讲到一台25寸的彩色电视机才1200元，结果农民买得起电视机却买不起卫星电视接收器。当时在农村地区有一个笑话，说农村的电视机都是“雪花牌”的，就是指买了电视机却因为信号不好而影响观看。

此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地区没有通电，有的地区虽然有电却电压不稳，影响了家用电器的使用。而且农村还经常缺电，尤其是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用电量稍高就会引起断电。因此在这种既没电又没信号的状况下，农民当然不愿意买电视看。

洗衣机也有类似的情况，要用洗衣机除了要有电还必须有自来水，但是当时的农村家庭普遍没有自来水。再比如电冰箱，其特点是耗电量大，一年的电费就要几百元钱，当时农民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钱，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情形。

所有这些都是限制农村消费现代化生活用品的重要因素。要想改变这一状况，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配套服务设施。因此，我从1999年开始提出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新农村运动”。2005年，国家以政策形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涵盖了更多对未来农村建设的规划与指导内容。

本文摘编自《解读中国经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民族复兴之路》，林毅夫著，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