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民间：年画里的年味

本文作者：冯骥才

文章来源：《纵横》杂志2023年第1期

对一个时代文化的自觉，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渐渐觉察和觉悟到的。虽然文化可以看见，但文化的问题总是隐藏在生活里，文化的转变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所以，开始时可能只是一种感觉和察觉，出于某种敏感而有所触动，还会情之所至地作出反应。可是如果它是一个时代注定带来的，你就一定要思考了。只有思考才会产生自觉。

中国传统节日是很有意思的，农耕社会5000年，生活跟生产同步，生产又跟大自然同步，大自然一年到头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生产则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直到过了除夕，冬去春来、辞旧迎新。除夕这一天是个节点，人们对于未来一年的生活充满了渴望，于是就把心里的希望——幸福、健康、安详、和谐、富裕等全放在春节里。那春节就不是个简单的、现实的日子，而成为一个理想化的日子。所以，过年有了许多讲究：平时吃不好，过年一定要吃好；平时穿不好，过年一定要穿好；平时玩不好，过年一定要玩好。过年不能哭、不能打碎东西，打碎东西要说“岁岁平安”……

我们把生活理想化，把理想在春节这一天现实化。春节是一个民族伟大的创造，为此还创造了一系列的年文化，包括种种年俗、年画，人的视觉、听觉、味觉都充满了年的喜悦。中国人多么会生活，多么会创造生活！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春节假期是从初一开始的，除夕并不放假。但我认为，中国人过春节，实际过的不是初一，而是大年三十。除夕放不放假是一个很大、很关键的问题。于是，2007年，我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建议春节假期前挪一天的提案》，建议春节假期挪到除夕，没想到提案很快就被采纳了。我认为，这种改变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传统文化、传统精神的高度重视和弘扬。

找出些时间和民间艺人们聚一聚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便感到了“年”的缺失。有生以来，过年只是我们的一种一年一度自然而然的传统生活，我们不曾把它当作文化，但现在却忽然感受到“年味”的淡薄与失落。千百年来一直年意深浓的春节，怎么会只剩下了一顿光秃秃的年夜饭？人们甚至还在若无其事地随手抛掉仅存无多的剩余年俗。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各大城市一窝蜂学习香港“禁炮”。那时“亚洲四小龙”的一切都是我们艳羡的楷模。鞭炮成了城市文明的敌人。

天津是中国大城市中最富于年味的，天津人最在乎过年，这情景我在《激流中》最后一章写过。当时，天津是唯一年夜可以燃放鞭炮的城市，可是渐渐也卷进“禁炮与否”的争论中。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禁炮不如限炮》 。我反对禁炮。我的理由是：

中国人的年是文化含金量最高的节日，但眼下正在一点点被淡化、被取代、被消除。除夕间饭馆的包桌订座正在代替阖家包饺子吃年饭；电话拜年和FAX拜年正在代替走亲访友。如果再禁了鞭炮春晚又不尽人意，年的本身便真的有名无实了。有人说，可以去旅游呀，去唱卡拉OK呀，去滑冰呀但那样做我们还能找回年的情感吗？年有它专用的不可替代的载体，这便是那些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年俗。

现在禁炮之声正在蔓延，理由振振有词。倘说鞭炮不文明，西班牙人传统的斗牛岂不更野蛮更危险？倘若说鞭炮伤人，游泳年年淹死人，拳击和赛车更伤人害命，又为何不禁？倘说污染，还有比吸烟污染更严重，并直接进入人的身体的吗，谁又呼吁过“立法”禁烟？最多不过劝人“戒烟”罢了。世上的办法很多，为什么非用一个“禁”字？

“禁”是一种消灭。如果灭掉鞭炮，被消灭的绝不仅仅是鞭炮包括污染，而是一种源远流长、深厚迷人、不可替代的文化，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记忆与文化情感。我们不会在文化上这么无知吧。

这是我最早的社会文化批评。

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甚大的《今晚报》上发出来，马上引起了十分热烈的社会呼应，致使当时天津市人大的一次会议上作出“暂不禁炮”的决定。我闻讯赶紧又写了一篇文章《此举甚妙亦甚好》，称赞政府“体恤民情，顺乎民意”；同时呼吁百姓与政府合作，燃放鞭炮时要有节制，注意安全。我这篇十分“讲究策略”的文章奏了效，使得天津的年夜一直可以听到除旧迎新的炮声。很多禁了炮的北京人除夕那天跑到天津放鞭炮过年瘾。

贴年画在过去是欢度春节的重要民俗活动，民间俗语说，“无画不年”，每至腊月，家家从门户到住室都要装饰年画，把环境点缀得焕然一新。

事实上，年画是古代的文化传播工具。当时没有电视，年画就是老百姓家里的“电视”。年画里有很多民间的戏剧、故事、传说、神话，都是老百姓一年里随时要“念叨”的内容。面对年画，人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自己心中的想象、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家庭安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仕途得意、生意兴隆等。年画里蕴藏了大量吉祥符号，每个符号都代表了人们在新年对生活的渴望，比如用蝙蝠代表幸福，用柿子代表事事如意，用牡丹代表富贵，用花瓶代表平安……

门神门画上，武门神手执兵器以辟邪，文门神托举财宝以迎福；而《状元及第，天姬送子》则多见于新婚夫妇房门，意喻男的高中状元，女的早生贵子，孩子长大后加官进爵、富贵一生；神像纸马,用于向神明传达免灾避祸、祈福求财的简单愿望。

年画风格的转变折射着时代的变迁。清末民初，改良之风盛行，社会广泛提倡女子接受教育、健身强国、开阔眼界、博知广闻。这种世风转变、审美更变，也体现在年画中。如，《自强传学堂图》是一幅关注时代、发扬社会新风的年画：画中两栋中西合璧的校舍分列两旁，穿着马褂、长裤的男学生和身着旗装的女学生分别自两幢建筑中鱼贯而出，排成一列长队。近处的广场上，男学生吹着洋号、敲着洋鼓，女学生则练习哑铃。这些在当时颇为新潮的事物的出现，使传统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春节，天津西南的集市是冯骥才必去的地方，曾经驰名天下的杨柳青年画已经难得一见

中国的年画有约2000年的历史，年画的肇始可以追溯至汉。最先出现的是驱邪的门画和种种神像。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兴起，推动了民间年画的蓬勃发展，年画日益兴盛，至明清两代，南北各个年画产地逐渐形成。由于地域人文相异，各地年画的风格迥然不同。年画最兴盛时，全国有100多个产地，我国所有省基本上都有年画产地。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每到腊月二十三左右，我都要往两个地方跑一跑。一是天津东城外天后宫前的广场，这里是传统的年货市场。这市场不卖食品，全是岁时的用品与饰物。如鲜花、金鱼、吊钱、窗花、福字、香烛、年画、供品、绒花等，红红火火，都是本地人深爱的“年货”，但十年“文革”中被视作“四旧”遭到禁绝，致使广场成了一片了无人迹的空地，广场中心甚至长出很高的野草。“文革”后百废俱兴，这里又恢复为津地年俗最浓郁的地方，自然是感知年味最好的去处。此外，我还要跑的地方是津西的几个乡镇，杨柳青、独流和静海一带。为了到这些地方的集市里挤一挤，每去之前先要打听好哪一天是集日，我说过“农民过年的劲头是在集市上挤出来的”。我到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就是寻找地道的农民印绘的粗粝又质朴的木版年画。这些地方全是古老的年画之乡，我对这里农民印绘的乡土版画情有独钟，特别喜爱。“文革”前我从这里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年画，“红八月”时都给烧了。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再跑到这些年画之乡来，却很难见到手工印制的木版年画了，仅有的年画摊大都销售廉价又光鲜的机印年画。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杨柳青镇西边一个街口还有两三个卖年画的地摊，但品种少得可怜，只能买到老版新印的《灶王》《全神》和《缸鱼》。唯有一个卖家那里能买到一些大幅的贡尖，如《双枪陆文龙》《农家忙》《大年初二迎财神》和纯手绘的《五大仙》，后来这些年画摊被作为不法经营取缔了。有一次，我跑遍杨柳青竟然一个年画摊也没找到，我站在这个徒有其名的“年画重镇”空荡荡的街口，心里一片茫然。

看望年画艺人陈兴才

1990年春节将临，央视记者敬一丹约我去杨柳青镇子牙河边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做一个过年的节目。媒体的消息比我灵通。他们听说镇上有一家年画老店玉成号——霍氏一家，近日把“文革”期间中断的祖传技艺重新恢复起来。现在这家老少三代齐上阵，“婆领媳做”，你印我画一条龙，我看了很感动。这在寂寞太久了的杨柳青镇，如同“死灰复燃”。我暗暗地想，怎么才能把这些古老的年画技艺保住，用心呵护并让它蓬勃起来？

当时，天津市内的杨柳青画社社长李志强是我的好友。他是画家，酷爱乡土艺术。我俩都痛感到古老的年画自“文革”以来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应该为它做些事，把它振兴一下。当下，我们便决定由天津市文联和画社合办一个大规模国际性的年画节，邀请全国各个年画产地参展，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时间放在当年腊月二十三至次年正月十五。虽然这个时间刚好在我为期两年的个人绘画巡展的中间，但我那时不到50岁，精力充沛，完全可以同时来办这个年画节，并立志要把这个艺术节办得具有文化深度与艺术魅力。天津民间文化资源丰厚，民俗、民艺、工艺、戏剧与曲艺等，还有一些历史建筑，都是顶尖的东西。如果真的将这些资源有声有色地调动起来，就不只是一个年画节和艺术节，而是城市传统的文化节了。

为此，在运用这些传统文化时，我们刻意把一些已经被时间的尘埃埋没的事物和细节挖掘出来擦拭干净，重新亮闪闪的放在人们面前。在做这些事时，为了让历史的光芒重新照耀今天，我们发挥了许多非常美妙的文化想象。

比如，我请李志强把杨柳青年画“勾、刻、印、画、裱”全过程放在年画作品展中，好让普通民众了解木版年画复杂又精湛的技艺，这在当时的民间艺术展中是从未有过的。再比如，我把开幕活动特意放在南门内建筑极华美的广东会馆举行，请来各道皇会、中幡、风筝魏、捏粉、书春、刘海风葫芦、石头门坎素包、桂发祥麻花、栾记糖画、玉丰泰绒纸花等各种民艺在会馆的院内外列开阵势，全面展示津地传统民艺的精粹。会馆戏台上演的开场戏是古老的《跳加官》，《三岔口》用上了数十年没见过的“砸瓦带血”；台口立着写了当场戏码的水牌子。台下有几桌“观众”是由天津人艺话剧院演员扮演的，他们身穿收藏家何志华先生提供的清末民初的老服装，表演昔时人们如何看戏。剧场里还安排一些演员表演老戏园如何沏茶斟水、卖零食香烟、扔热手巾把儿。连看戏的宾客们手里拿着的戏单，都是严格按照老样子由年画社的老画师刻版印制的。就这样，完完整整呈现出津沽特有的戏园文化，让那些从北京来的文化界人士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杨宪益、王世襄、黄宗江、凌子风、于洋等看得如醉如痴，更叫天津身怀绝技的民间高人们引为自豪。

在广东会馆举办杨柳青年画艺术节津沽老戏园复原展演

元宵节在杨柳青“打灯笼走百病”

戏单和门票。戏单是请杨柳青年画刻版艺人专门雕刻印制的，式样仿照老戏单闭幕式换了地方，设在杨柳青镇著名的石家大院。那天是元宵节，杨柳青人也要在大批中外贵客前展示自己风情迥异的民俗民艺。“打灯笼走百病”是搁置久远的元宵旧俗，这一天却让它重新回到古镇的生活中，以表达这个岁久年长的年画之乡美好的文化情感。这一来，带动起天津各县纷纷复活自己的年俗节目，炫示自己独有的生活风情。年不就被我们召唤回来了吗？

那天杨柳青石家大院的元宵晚会散了后，我在那满是雕花的门前送走了四面八方的客人，成百上千的杨柳青百姓都挤在那里一同笑脸送客。我心里很温暖，折腾了半个多月地域文化的精华，确实得到了一些充实。当然，时代对传统的消泯之势并不可能被我们这一点点努力挡住，然而我高兴的是百姓表现出的对自己地方传统的热爱与自豪。我在为记录这次活动所编写的《津门文化盛会考纪》的序言中说：

辛未岁阑，壬申新春，津门一些有志弘扬地方文化之士，倡办杨柳青年画节。以民间年画来办文化艺术节，乃中华大地史来之首创。

津人尤重过年，故气氛尤为炽烈，中外友人踊跃前来，百姓热情投入，年俗传统一时得以复兴。活动总人数何止数十万，海内外见诸报刊文章竟达200多篇之多。影响可谓深广，此节可称盛会。

为了在时代转型期保证传统文化的活态存在与传承，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界对各地的民间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抢救。文化界对民间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地毯式的抢救、收集、记录和整理。政府对民间文化遗产建立了国家名录和传承人牵头的保护体系，并为非遗保护立法。各年画产地都建立了年画博物馆，建立了国家非遗名录和传承人体制，年画也在渐渐复活。

为了挽救这日渐式微的民间技艺，我开始遍寻会画年画的老艺人，直到在集市上遇见了售卖缸鱼年画的王学勤。我见到他特别高兴，他是标准的南乡三十六村的做法，农忙种地，农闲作画。他画的缸鱼，非常有燕赵之地这种浑厚粗犷的气质，而且颜色都是采用红和绿、黄和紫这种强烈的对比色，有强烈的冲击力，所以我把他当宝。他是一个真正的原生态手艺人，把他抓住了，我觉得就把历史的一个根脉给抓住了。杨柳青年画分细活粗活，王学勤擅长的缸鱼画就是典型的粗活。他绘制的大鱼色彩艳丽、活灵活现，胖头胖尾、招人喜爱。这种原汁原味儿带着浓烈民间色彩的年画，如今在中国大地上算是稀罕之物了。天津杨柳青是最大的一个年画产地，每天都有大量新的品种、新的题材出现，不但销售到国内各地，甚至还销售到俄罗斯。那时候包括河北省武强县这些重要的年画产地，它们的画都要拿到天津来卖。

记得一位记者问我：“你做这些文化保护的事，最初的动力来自哪里？”

我想了想说：“一种情怀，应该是一种作家的情怀。”

为什么是作家的情怀？什么是作家的情怀？

情怀是作家天生具备的。作家是理性的，更是感性的。作家的情怀是对事物有血有肉的情感，一种深切的、可以为之付出的爱。我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不完全是学者式的，首先是作家的。在作家眼里，民间文化不是一种学问，不是学术中的他者，而是人民的美好的精神生活及其情感方式。因此，作家的情怀往往就是作家的出发点与立场。

可是那时，在我的行动和思考中还是出现了一些超出“情怀”的东西。在此次年画节留下的资料中我发现，在利顺德饭店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说了这样两句话：“当我们对年画的研究进入文化的层面，就会发现它天宽地阔，它是一宗宝。它不仅是无比丰富的艺术遗产，还是无比巨大的精神文化遗产。”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已经说出优秀的民间文化是“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产生这样的概念与想法，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我已经站在时代转型的立场上来关注民间文化了。这应该是我十年后倡导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思想的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