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最真实的梅兰芳——戏曲评论家戴不凡的回忆

20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戴不凡先生从杭州调到北京参加戏曲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逐渐与一些戏曲老艺人有所交往，并由此而逐渐熟悉起来。十几年中，无论是在开会时还是在日常个别接触中，他与全国许多剧种的主要演员都谈过关于戏曲表演经验的话题，并向他们了解了一些戏曲界的掌故。“文革”中后期，父亲萌生了写一部回忆录的想法。他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他在杭州的同事也是多年好友的谢狱先生（1919-2020，又名谢伏琛，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出版家、作家。民国时期任《东南日报》副刊主编时与我父亲共事，1949年后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浙江画报》主编等）。

1973年，父亲在写给谢伯伯的信中说：“弟来京后，颇注意当代戏剧‘文献’之收存。不仅报告、笔记及文件之类俱全，甚至若开会通知、戏票存根之微，亦尽量保存。惜大半散失。但许多往事，历历在心。久拟作一留京回忆录之类，然甚不好写。”鉴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父亲和老友说的这些“私房话”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一再叮嘱好友阅后立即付之“丙兄”。然而，谢伯伯在读了这一封又一封长信之后，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文字的价值，非但没有立即付之一炬，反而将它们分门别类地予以珍藏起来。2020年，谢伯伯以101岁高龄驾鹤西去，他的爱子，原杭州师范学校校长、杭州师范大学谢广田教授也在他之前因病离世。本来，广田兄早有心愿，要将谢伯伯所写文章编辑整理出来结集出版，但壮志未酬，竟因癌症去世了。广田兄的爱人陈赛珍老师为完成丈夫的心愿，毅然接过了这项工作。2019年，她在整理家中的书籍文稿时，竟于一堆杂志中意外发现了我父亲写给谢伯伯的部分信件。陈老师知道我们兄弟姊妹正在编辑父亲的文集，愿意将这些信件奉还以充实文集内容。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从北京赶赴杭州将这些信件取回。

望着这些走出尘封的信件，我心潮汹涌。亲爱的父亲，您知道吗，当年谢伯伯并没有完全遵照您的嘱咐把信件烧毁，而是将信件掐头去尾，把其中一些敏感忌讳的句子涂涂抹抹，然后一块块、一条条地贴在了封面印有伟大领袖头像的杂志里。谢伯伯有胆识、有远见，他不顾被抄家的危险而保存了这些信件，从中可以看出他与我父亲之间友谊的真挚和牢固。

父亲生前与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多有交往，在父亲写给谢伯伯的信中也多次谈及。现将这些信中谈及梅先生的相关文字摘录出来，并加以简单说明，以飨读者。读者或许可从另一面了解到梅先生艺术生活之一斑。

“霸王别姬”

197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盖叫天表演艺术》一书时，曾约请我父亲撰写回忆京剧大师盖叫天先生的文章。后来，他写下了4万余字的《忆盖老》一文。文中回忆了1961年夏在田汉家中，梅兰芳、盖叫天这两位当代戏曲界表演大师最后一次晤面时共同研讨艺术时的情景。因时隔多年，父亲在文中说，有些“具体的内容我就记不起来了”。而在谢伯伯保存的书信中，父亲是这样记录那次戏剧界的盛会的：

大约是1961年7月上旬的一个上午，田汉家中曾有一次首都戏剧界的空前盛会：参加的成员全是戏剧界的著名“权威”（表、导演艺术家和大教授），约二十余人。估计，这是出于梅先生向田汉建议的结果（梅许多年中，任剧协副主席，可是不管具体事务）。在这次会上，田老只做了三分钟的开场白（按：剧协许多重要座谈会，几乎都是我负责组织，并在“把场子”的。这类会，照例要由田老来主持。他一谈，兴趣来时，就是一个钟头，甚至还不止。座谈会一般不会超过三个小时。因此，对于他这天不到三分钟的“开场白”，我至今印象甚深，没有忘记），接着就请盖叫天谈他的表演经验。

上午九时准时开会，中午全体去全聚德吃烤鸭，边吃边谈，直谈到下午三点半。因为许多人晚上都有事，大家才勉强散去。这是我来京以后参加过的一次最高水平的表演艺术座谈会。田老的开场白一完，盖老就“照例”（这是他每次在陌生人面前谈艺时的开场白）说：“艺术这玩意儿，是大家的事；大家的事，要大家来研究。”

这次座谈中，最精彩的是梅向盖提出许多问题向他请教。谈话中，梅有时称“盖老”，有时仍用幼时同台过的称呼“五哥”。事实上，六个小时的座谈，主要就是他们两人对谈。

忘了谈什么问题以后，盖老忽然想起1954年他在上海“天蟾”看梅演的《霸王别姬》最后那段剑舞中的动作，问梅当年是不是这样演的（他表演着。——老艺人都有这本领，他们对看同行中名角的某次演出，不但能记得起演出的地点、时日及同台和胡琴的姓名，而且能记得起对方的每个重要动作、唱腔）。《别姬》是梅派戏中最“重头活”，他因年龄关系，1954年后即已不演了；而且，也由于梅先生每次到场上，他的表演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梅对盖的仿效动作，一时也回忆不清是否符合当年他演出的身段。于是，两个老头子都来了劲儿，脱下外衣，来回忆1954年那段剑舞。梅再三表演，证实盖记得一毫不差，确是如此。盖于是乎说，您这个戏处处到了家，就是这个动作还得琢磨琢磨：因为您把剑刺向前方的时候，双目视剑尖，这样，只有中间及左边的观众看得清您的眼神儿；右后边的观众只能看见您的背影。您把步子稍拐一下，脸稍侧一下，那么，一个回身，就全场看清了您的眼神了。梅先生极以为然。盖老说，我看了您这次演出后，给您琢磨了几天，才想出这“门儿”。

于是，梅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学”盖老给他设计的这个动作（因没有道具，便拿田汉家的鸡毛帚当剑）。最后，盖装项羽，梅舞剑。这一改，不但“全场”观众看见，而且整个“舞”更“帅”了（“帅”，行话，即“好极了”，并且有极干净利落之意）。在大家一再要求下，二人又连续演了三遍。——袁世海在旁向我伸出舌头说：“这么准的尺寸，还得再学二十年！”

不料，这真是一出“霸王别姬”！过不到一个月，梅先生就长眠于万花山了。——很遗憾的是，当时我请刘乃崇记录（他对此道是有本领的），可是，他能记下来的也只有十分之二。后来，由乃崇执笔写的编辑部文章《向盖老学习》主要是根据这次盛会中的记录而写的，但亦只是一鳞半爪而已。

最后“赠言”

1961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会议，他强调：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陈毅副总理也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被称作“新侨会议”。在会上，我父亲听了一些戏曲界名演员的发言，他们对某些领导的粗暴作风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提出批评。其中，北京河北梆子剧团团长、该剧种最出色的旦角演员之一李桂云在会上哭诉：协理员要她在跑圆场后把双手向左上举，摔水袖。因为不顺手，李桂云怎么也无法按“斯坦尼”的理论来表演这个动作，她只能向右上举。这样一来，协理员大发脾气，认为这不仅损害了“斯坦尼体系”，而且居然把手向“右”上举，是“右倾”的表现。协理员代表党召开大会套小会，逼迫团长检讨，整个没完没了。李桂云发完言后，既胆战心惊又怕被报复，会后恳请我父亲写成书面意见，由她亲手交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请他秉公处理。

父亲本打算会议结束后追上梅先生谈约稿一事，但因被李桂云等演员拉着说写材料的事而错失了与梅先生谈话的机会。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梅先生。他在给谢伯伯的信中这样描述道：

关于梅的事，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吧。那是前信谈起的，在全聚德吃烤鸭后的四五天，“新侨黑会”（新侨会议在“文革”时被诬为“新侨黑会”——笔者注）开始，梅先生是我们三十人左右的戏曲组组长，但是，老脾气，他不主持会。小组会的工作是让给马公（即马彦祥，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笔者注）抓的，他自己不时到会旁听旁听而已。

梅先生的习惯是，自己很少参加一般性的集会；必要的会，参加时，如不是十分必要，他决不轻易发言。发言，也只偶尔谈谈（主要是赞扬）看某个戏的观感。至于有关政治的问题，那是非由“许秘书”先给拟好稿不行的，从来是按拟稿宣读一番而已。

新侨会议中，文学等组颇热闹，但不及话剧作者及电影演员两组“热闹”；而更为“热闹”者，则戏曲组是也。小白玉霜、魏喜奎（曲剧头牌女演员）、李桂云等无一不声泪俱下、涕泪滂沱；而梅先生，则始终如“青衣”，听了偶尔皱眉而已，一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7月底，大会议程本已告终，自称“来作一次右派发言”的陈老总一讲讲了四个多小时。（记录犹在。多么可敬可爱的陈老总啊！！！）

下午继续开小组会，讨论陈老总的讲话。梅先生照例中午回家吃饭，下午来得晚了，我看见他脸上似有不悦之色，询其中午是否休息好了？（按：马、梅主持会，坐在长桌一头。因马有些事要问我，把我拉在主席座旁。有时梅不来，我就坐在他的座上。）他照例答以：“谢谢您！我睡了一下。”他摸了半天衣袋，说出门匆忙，忘了带烟了。我递过去，给点了火，他照例答以：“谢谢您！”——散会时，他离座就走。我本来想追上前去，约他到新疆后给我们写稿的，可是喜奎、桂云跑来拉着我谈话，没去追梅。

我想不到，两个“谢谢您”，竟成为一代宗师和我最后嘱别的“赠言”！

名伶之死

笔者曾看过一篇介绍梅先生之死的文章，言其住院期间，因不愿在病床上如厕、执意要去厕所而意外去世。对于梅先生的逝世，父亲是这样说的：

（1961年）8月8日早晨，我在家忽接老兵（即伊兵，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笔者注）来电话通知，说有要事，要我立刻去他那里。我赶到细管胡同老兵那里，他告诉我说：“今天清晨，梅兰芳先生在阜外医院因心肌梗塞去世了。”我大吃一惊！

老兵、刘乃崇和我三个人匆忙坐了小汽车赶往阜外医院，横冲直闯，好容易才找到三楼317号。护士推开门，见梅先生安卧在房中间的钢丝床上。他身上盖着白被单，只露出脸，甚为安详。我们三人绕床一周，在床前默哀了三四分钟。后向护士打听：家属来过已走了，文化部没人来，剧团来过人也走了。院中此刻没有一个同梅有关的人！……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梅先生原定要赴乌鲁木齐演出。早在1954年他就曾同我谈过，想把中国各大城市都跑一遍，“使大家都能看看我的戏，到各地征求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改进”，并说“这是我一生的心愿”。彼时，梅剧团的大部分人员已坐火车于几天前就出发了，而梅先生原定是这几天带主要配角乘机去新疆的。

8月初，梅先生已买好去新疆的飞机票，准备第二天就走的。当天晚上，就因心绞痛去住阜外医院了。住院后的三四天，病情好转。其间，梅先生在病床上，犹每日持一小镜，练习各种表情。逝前的那天下午，犹自持小镜刮胡子——因据医生黄婉（经常见报的，治疗心绞痛的第一把手）言：再住三四日即可出院矣。西医对此病之一的主要法门为：绝对卧床。然“绝对”不了三天，即有一点为病人所最不堪的，即便秘难受。梅先生原是由梅大奶奶（即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行内人均以“大奶奶”称之——笔者注）陪同住院者，8月7日晚12时，大奶奶因连日梅病情已好转，且黄婉言数天后即可出院，遂回家。梅于清晨三时按电铃，由护士扶其上厕所，便而难出。回室后，仍静卧。但护士于清晨五时推门而入时，梅已闭目长眠矣。后来报上都载系清晨五（或四）时逝世，实非确切时间，而是被护士发现之时间。（自此以后，“阜外”总结经验：“绝对卧床”之病人，不让其使劲排便。）总之，这是有点死于非命的。

撰写“祭文”

在父亲留下的手稿中，有一篇残缺了的为梅兰芳先生撰写的祭文，文中写道：“梅兰芳同志：你死后的第三天，我们在此祭你。我们——在场的同志们心情悲恸；没有在场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悲痛。全中国的观众，都在向你致哀！因为，你是我国人民的最好演员，是党的忠实的儿子。你的死，正像一颗明星的陨落，使大家惊愕、痛惜。你的死，是我们文艺、戏剧事业的一个巨大损失，是中国人民的损失！……”

关于为梅先生撰写《祭文》一事，父亲在信中是这样对谢伯伯说的：

梅先生逝世后，文化部方面是直到快中午时才知道的。部里当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经常办理这类事务的“总管”马彦祥具体负责。马公深知我与梅先生的关系，坚持要我写篇“祭文”，并从中国戏曲研究院（按：梅一直是该院院长）调来该院党委当年推荐梅入党时向上级层报之梅的材料一份（这也是一个“孤本”），非要我终篇不可。我询以文言乎？白话乎？马公曰：“悉从尊便。”我实在煞费踌躇，与老兵等商议不决，打电话请示田汉。田亦觉形式为难，最后决定以老式祭文之形式，用白话来写。埋头苦干了二天二夜之久，终篇，给老兵、马、田看了，说“可以”。最后送给中宣部一审查，说“不新不旧”，国际宣传上有影响，被否了。结果，由陪祭人齐燕铭（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笔者注）据拙稿用“悼词”形式了案。

当时以事出意外，后事未备，经多方设法，从北京某阔佬处（不知姓名）买来一具玻璃棺材，计费伍千元。以其已入党，原拟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大奶奶坚决不同意（因她“百年之后”无法入革命公墓与梅同穴也），最后勘定香山附近之万花山安葬（梅于抗战前曾欲于该处置别墅）。万花者，“浣华”（梅先生之别号）之谐音也。

京民举哀

1961年8月10日，梅兰芳先生的葬礼在北京隆重举行。父亲回忆了当时追悼会的场面：

公祭出殡之日，陈老总亲临主祭。清晨，即由阜外医院移灵于距文联大楼（北）仅数武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观众休息大厅。花圈、挽联诚所谓满墙满屋者。一时，自美术馆（即东四往西的那条大街）至文联大楼南面，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北京市民闻讯而来者达数十万人，电车为之停驶达四小时之久。然能入人艺一瞻其遗容者只少数人，盖“戒严”甚密也。

弟入场行礼如仪，绕棺一周后，在贝多芬的哀乐声中，凄哽数次，躲至角落中不断偷擦眼睛。以有招待任务，故难以尽哀。萧老（萧长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曾任中国戏曲学校校长——笔者注）至棺旁，几以鼻触及棺上玻璃谛视而落泪时，我等亦不觉失声矣。弟当时所悲者，实不尽在于梅之逝世，而在于“秋（程砚秋）兰谢后群芳尽，艺海前途实可哀”也。（此种心情，容以后为老兄述之。此实无异诗谶也！）老兵与我虽为执绋送上灵车，然因《戏剧报》要出梅先生之纪念专号事甚迫，下午有会，故不得送其上“浣华山”。以后，每逢清明扫墓，梨园行亦多去浣华山。然弟怕动感情，故一次未往。

撰文纪念

1961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父亲写的《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悼戏曲艺术革新家梅兰芳同志》一文。文章发表后，即被当年9月号的《新华月报》等报刊转载。“文革”后出版的《梅兰芳艺术评论集》《说梅兰芳》《梅派艺术传习录》等诸多著作也收录了这篇文章。若干年后，还有不少同行对我谈起这篇文章，说这是当时纪念梅先生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该文对梅先生的艺术成就做了总结，高度评价了这位“集大成”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如何在新的艺术道路上去寻求发展，它已成为研究梅先生艺术成就的重要文献。关于这篇文章写作缘起和发表情况，父亲这样写道：

梅先生去世后，《人民日报》约我写篇文章，结果我写了《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洋洋乎”占了整个第七版篇幅。此文在不少人（特别是内行）口中获得好评（后收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选集》）。这篇东西虽是急就章，但，是用了不少苦功夫的。其中，特别是分析梅先生的表演为何能“珠圆玉润”一段，使一些京戏演员（如袁世海等）为之咋舌。因为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正是戏曲演员们所亟欲知道的秘密所在。后此一些年中，世海经常闯到我办公室来闲聊，其目的就是想从我这里再“挖”些类似的东西去，同时，也希望我能把他的艺术不断在报纸上介绍。

关于梅党

梅兰芳先生在艺术上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除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在于他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并能虚心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在他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梅先生有一次演出《宇宙锋》时，因嗓子不好，所以在身段上有点做过了头。事后，有人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梅先生很虚心地接受了。在梅先生周围还有一批他的超级粉丝——梅党，但这些“超级粉丝”与现在的“追星族”有极大不同：首先，这些人十分懂戏，对京剧艺术是相当的内行；再者，这些人虽是捧“梅”，但绝不是一味乱捧，他们看戏时相当认真，甚至是十分挑剔，表演中的一点点小毛病也休想逃过他们的眼睛。这些人的文化水平自不用说，而且大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商人、银行家甚至国会议员等。可以说，梅先生成名和取得如此成就，是有梅党一份大功劳的。父亲眼中的梅党是什么样的呢？

抗战前，北京此一故都怪事甚多。社会上公开有所谓“梅党”“程党”等等“党”者。诸“党”十百为群，以互相捧“角儿”为竞争。甚至对立之“两党”因比较一句唱腔而公然在前门外空场上武斗者。然此等“党员”，只不过是普通观众而已，与梅、程等实无关系……

但据弟所知，事实上确有一真正的、外间所不知的“梅党”存在（直至梅死前）。其“外围”则系梅大奶奶所“掌握”，人数大约有二三十，均系梅之极端崇拜者。……自梅昨晚演出之一腔一调，以至于天下大事、社会琐闻，无所不竭诚而谈。若见大奶奶神色高兴，则彼辈乃进一步推荐某菜馆新到或某新制时鲜小菜甚佳。于是，大奶奶兴趣一来，开口：“那咱们尝尝去！”于是，车水马龙，齐赴菜馆大吃一顿。

西城及前门外之名菜馆，无一不知大奶奶者。食毕，照例不付钱、不开发票，而由菜馆逢年过节迳去梅宅账房先生处收取。每一菜馆每年常达数千元之巨（在公私合营前）。……至于“梅党”之“核心”，则为梅每晚演出回家后，必食丰盛之“夜宵”。相陪者，除大奶奶、许氏兄弟外，尚有六七人，边吃边谈，必至凌晨二时始散。除由大奶奶“汇报”白天从“外围”收集来的演出反映以外，对于当晚演出之种种，彼等必细为之议论其优缺点，提出改进意见。……参加者之姓名，亦不可知。仅知有“冯六爷”而已（即兄上次剪报中所提及的那位资本家。按：冯本系沪上一银行老板，梅于民初初赴沪演出时，即受过他的支助；而冯则极酷爱梅戏）。

……梅抗战以前之新戏编剧，全出齐如山手。齐对梅之艺术造诣，实有难解难分之关系。解放前夕，齐随伪国立编译馆去台湾。

忆1959年，剧协组织大规模讨论会谈话剧艺术的提高问题（这次会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的）的后期，有一次在有田汉、夏衍参加的小会上，老兵非要我谈谈梅先生成功的经验。我提出了两条：一、梅先生不止是钻研戏，并精通书画，兴趣极广泛。一个艺术家，不能像补鞋匠，应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否则必成“匠人”，至多成为三家村之老学究。二、若盖叫天先生之闭门盘腿、静坐瞑思而“悟道”者毕竟是少数人，非常规；一个艺术家，应该像梅那样，周围有一批至交好友，以为砥砺。友人们应倾心而谈，但其目的不是为了整倒人，而是指出其优缺点，并共同设法来改进。

当时，与会者咸认为小弟意见殊精彩。以后数年，报刊上不时出现提倡艺术家应有多方面的修养以及多交朋友，等等。

许氏兄弟

许姬传、许源来兄弟是梅先生的秘书，也是其得力助手，梅先生的许多重要讲话均出自他们之手。特别是由梅先生口述、许氏兄弟整理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更是研究京剧表演史和京剧梅派艺术的重要文献。因为工作关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经常要与许氏兄弟打交道。许氏兄弟性格各异，特别是许姬传，个性突出，同志们认为他“架子大”、不好相处。但父亲凭着他不带任何私心杂念、以做好工作为宗旨的朴实工作作风，得到了许氏兄弟的信任与支持。下面的信记录了他与许氏兄弟交往的情况。

梅先生之《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二集，署名系许姬传记录。实则，一大半篇幅是出于乃弟许源来之手。源来在我面前曾微露委屈说：“咳，我们兄弟之间，我署名与否，这点小事是无所谓的。”——许氏兄弟系王国维之同乡，对旧文学确有素养，源来实更高一筹，旧诗词之类能信笔而就，对艺术亦确有见解。缺少者，马列与新文化耳。

许氏兄弟之毛笔字，全系学梅者，一模一样，非内行无以辨其真伪。对梅先生，他们那真是忠心耿耿、无以复加的。……他们兄弟有一本领，即每天必深研《人民日报》。故梅一家人虽不听报告、不参加学习，但亦能跟上形势。不少人曾提出要撤换他，另给梅派一秘书，然梅一日不能离却许氏兄弟。

许之架子，可举小例二事：若打电话至梅宅（总机在门房，有四五个分机），“找许姬传同志”，门房必同你哼哼哈哈，回答“不在”，或“正和院长谈要事”；若“找许秘书”（梅剧团一般人员都如此称的），则“我看看去，他是否在家”，颇快；若迳喊“找姬老”，则极迅速。盖称“同志”者，陌生人也；“秘书”者，熟人者；“姬老”者，则和他混得极熟之人也。梅很少来剧协（他是副主席之一），开座谈会，必要时，则往往由姬老代为出席，其签名必曰“梅兰芳”，下注“许姬传代”。一开口发言，就是“今天梅院长因有要事，院长派我来参加。院长指示我……院长认为……”诸如此类，仿佛系“传达”院长意见者，而彼之“秘书”身份自显矣。

……

《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原是我去同梅先生、姬老面谈，商定在《戏剧报》连载的。《游园惊梦——从舞台到银幕》寄来后，由刘乃崇的戏曲组处理。乃崇等“老脾气”，删改后送张真审阅、发稿，不经我手。一篇四五万字的稿，组内给删去约8000字。送去校样后，许来电话，先问这稿是否经领导审阅过，乃崇答以：“已经副主编张真看过，同意。”姬似乎不解：盖梅，副主席也；副主编，其下属也；属下如何能大删此文？电话中两人“磨”之再三，姬老最后表示：“已请示过院长，院长不同意删。希把原稿退还，以便在其他报刊登载。”

伊兵、张真、刘乃崇没法子，乃请出我这个“四路都救应”（父亲对工作一贯小心谨慎又认真负责，每每遇到难题，总会苦思冥想，想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同事刘乃崇送给父亲一个尊号：“古今中外四路都救应”。——笔者注）。我研究了原稿，觉冗赘实繁，建议再删去3000字。大家有点不敢动手，我说：“包在我身上，删了没事。”

于是我打电话找姬老。他说正想找我商量文章的事，问我看过否。我说：“事忙，刚才看了，我有些想法，想找您同梅先生一起研究一下。”（按，这是我的“将一军”法。我知梅对此书之作，在有关他本人的艺术部分，那是亲自审阅、字字斟酌的；至于穿插、废话之类，则听凭二许去写，自己不管。）姬老则连答以“希对我的记录，多提意见”。我说：你把梅先生那天在摄影棚里吃了六片义利公司的奶油饼干、喝了一杯淡龙井茶也记进去了。——原文照登，当然可以。但现在搞“百家争鸣”，假如读者来信，责问这是不是给义利食品公司作广告，那我们编辑部怎么办？这不但对您姬老不利，而且也损害了梅先生（按：这句“不但……而且……”如若倒置，说成“不但对梅兰芳不利，而且也对您自己不利”，则事情必“砸锅”矣！因梅在姬心目中不但是衣食父母，且系虔诚奉为神明者，故必须将梅置于他自己本人之上）。

我接着说，我反复替梅先生考虑，宜再删去若干段空话，这样可以说明“三集”的文字比初、二集更为干净。姬未听我说完，即连声说道：“对对！上回咱们同梅先生一起谈过的，希望您帮助最后定稿。既然您看了，梅先生说，一切都拜托您了。”我说：“我删完了的校样即送上，希您研究后向梅先生汇报，我等您汇报后的信儿。”姬则说：“当然，我要汇报，不过您看了，梅先生就放了心了，您看该怎么改就怎么改吧。”——问题迎刃而解。其关键，不仅在于小弟评过“初集”，有“本钱”足以与之打交道；更重要者，忌摆官架子，而是用关心、爱护梅先生的态度，为之考虑得失。若此，则天大问题无一而不可解决矣。……

梅先生逝后，我曾建议调许源来（他对梅的每戏必看，乃最精通梅先生艺术的“评论家”也）来京，由其兄弟及梅大奶奶共同来完成《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领导点了头，但未实现。

雪中送炭

1953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父亲写的《可贵的舞台经验——读梅兰芳著〈舞台生活四十年〉》一文。几天后，上海《新民报晚刊》转载了此文。父亲认为，梅先生具有“勤学苦练、谦虚、忠诚、善良、友爱、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等等中国劳动人民固有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奠定了他在艺术上成就的基础；可是，使他能在艺术上有创造性成就的决定环节，那是在于他继承了我国表演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

1954年3月底，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张光年让我父亲代表剧目组前往上海参加周信芳先生演出剧目的整理工作。5月，父亲随周先生赴扬州观看其演出回上海后，适逢梅先生亦正在上海演出。应梅先生本人之要求，也由于中国戏曲研究院负责其剧目工作同志的建议，父亲代表剧目组接受了负责审定梅先生剧目的任务。在审定剧本的过程中，梅先生很配合我父亲的工作，他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气质使父亲对他油然而生敬意。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尊重、惺惺相惜。梅先生很感谢我父亲所做的工作，并签名送其演出剧照。还有一件事使我父亲非常感动，以至终生不忘。父亲满含深情地这样对谢伯伯说：

梅物故后，报刊上之纪念文章亦满坑满谷。然除梨园中人以外，与彼真有点交情而又知其艺术者，实不多……在剧协而言，唯小弟与之较为接近（然关系亦不如周、盖之与我能无话不谈者）。

1953年，《人民日报》亟欲组织一篇评《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文章，委之×××撰写。他修改再四，不合要求。水拍（即袁水拍，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笔者注）等烦了，乃联系我写。我一挥而就，几乎文不加点地刊发了出来。当时，各方对该书评价甚多分歧，弟论一出，等于是给梅先生的艺术作了总结。盖以1954年在沪去审定他的剧目（即后来出版的《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

在工作过程中，我是细致而稳健的，故彼甚为感激。以至于1955年春节时，梅先生知我家庭负担颇重，便将他应得之稿费中抽出百元，派专人送来舍下，供一双儿女“权代糖果”（经弟请示后，觉得“却之不恭”，收下）。当时正值家母病危临终，此实无异于雪中送炭也。

高风亮节

1955年1月6日，由文化部艺术局召开的《关于梅周纪念会与戏曲创作讲习会的准备工作会》决定，“纪念会的报告分工如下：(1)关于周信芳的报告：田汉。(2)关于梅兰芳的报告：欧阳予倩。(3)材料由戴不凡于十天以内搞出来交田汉、欧阳予倩。”

父亲在提供的报告中写道：梅先生于抗战期间，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都处于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全家及与他在一起不肯为敌伪演戏的同行们的生活，几乎卖尽了自己精心收藏的心爱文物，甚至以卖画为生。尽管生活艰难窘迫，但也坚决不为日本人演戏，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的。

父亲在给谢伯伯的信中盛赞梅先生的为人和高尚品德：

梅先生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系文艺一级工资（月350元），但他从不去领，原因为：“我只是挂名，不做工作，不该领工资。”其剧团始终系私营，团中人对之亲如家人。有一“绝”事可证：一演员（忘其名）闻“梅大爷”噩耗，在家痛哭失声，竟一恸而绝。——我估计，这个团，将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单位。

盖梅夫妇对下殊宽厚，纯系“正统”的封建“血缘”关系也。彼对即使早已离团之老伙伴，每逢年过节，必派人予以厚赠，以资周济。梅逝时，梨园行许多人真是“如丧考妣”，实非无因。

就旧知识分子而言，则梅先生身上具有一切传统之美德。如救困扶危、待人随和、极端谦逊、从不以富贵骄人、从无疾言厉色、慷慨而大方、上台后能照顾同行及晚辈而不突出自己（此为梨园行中名牌最难做到的一点）、勤于业而不懈怠……总之，乃集各种善良、可亲之大成者。

昔中国戏曲研究院办戏曲演员讲习会，罗合如副院长作一关于演员道德修养之报告（后印成薄册出版），主要即系根据梅先生之道德品质而立论者。但1959年反“右”倾时，某某等组织人把罗之此书狠狠批了一家伙，略谓：这些难道是共产主义道德么？社会主义的演员怎么能要这些旧道德呢？……

然而，演员能够有点梅先生的这类道德也好！

梅兰芳先生之所以能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取得划时代的成就，除了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地不断提升自己之外，还与他崇高的道德品格及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分不开。到今年，梅兰芳先生已经逝世61年了，也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我把49年前父亲写给谢伯伯的信中追忆梅先生的文字整理出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艺术家鲜为人知的一些事迹，同时也表达我对梅先生的敬意和对父亲的怀念。

本文来源：《纵横》杂志，本文作者：戴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