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反乌托邦思维

利维坦按：

记得有一次参观完一座寺庙，对里面极为粗鄙艳俗的伪古迹感慨的同时，忽然想到，再过几百年，这些劣质的东西也会成为真正的古迹——未来的人们会怎么理解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呢？

这样考虑问题，也是一种与未来连接的方式。反乌托邦作品不胜枚举，小说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我们》，电影《V字仇杀队》、《掠食城市》等等。一些作品中，反乌托邦社会表面上充满和平，但内在却充斥着无法控制的各种弊病，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犯罪、迫害等，刻画出一个令人绝望的未来。只不过，类似的反乌托邦思维是否会让我们错过一些极为重要的未来范式呢？

从《饥饿游戏》到《鱿鱼游戏》，从《黑镜》到《银翼杀手》，人们对反乌托邦的渴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或许是因为这一流派的陈词滥调正渗透到现实之中。埃隆·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神经连接”（Neuralink）和马克·扎克伯格的“元宇宙”（Metaverse）似乎都是直接源自警世故事的启示。与此同时，AI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为的气候变化威胁着我们脆弱的世界秩序。

反乌托邦小说可能至关重要。它可以包含重要的警示，通过推断出令人不安的发展轨迹，从而引起对社会问题的警觉。但是，在我们的小说中无休止地将未来想象成已经失落于反乌托邦的末日，我们也有可能在现实中冒着放弃未来的风险。

当我们展望2024年，以及接下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时，是否有其他思考未来的方式呢？

显而易见的回应是乌托邦的视角，但这也有其缺陷。尽管乌托邦可以拓展思维，但它也可能诱惑那些过于被乌托邦迷惑的人做出轻率或有害的行为，将他们的希望强加于现实之上。

作为一位研究世界观如何转变，以及随着我们对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了解得越多而优先事项发生变化的历史学家，我对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很感兴趣。

如果我们回顾100年前，那时对未来的想象是怎样的呢？

一个世纪前，存在着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但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也会以一种开放、细致和常常是富有趣味的视角探讨未来。尽管他们所在社会面临严重的挑战，但我们可以从这些愿景中学到什么呢？

想象一下一个世界：在欧洲和中东正在进行可怕的战争；流行病席卷了全球；大众在遭受日益恶劣的气候变化，而广泛存在的不平等与空前的财富集中产生了冲突。抗议以社会正义之名被激起，反抗过去的压迫和腐败的垄断。在这个世界，新兴技术似乎注定要颠覆社会的根基，通过自动化消除大量劳动力，从而引发更普遍的灾难。

这不仅仅描述了一些人对我们当下的看法。它也描绘了一个世纪前的情况，即1910年代过渡到1920年代。这一时期的人们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械化屠杀，以及一场致命的流行病，也见证了科学的快速发展，释放可能更令人不安的力量。

在我们有气候变化的地方，他们有雾霾和贫民窟；我们的手机和信息使我们直接目睹了世界上的悲剧，而由于新形成的全球新闻网络，他们是第一代将灾难作为大众媒体奇观经历的人，比如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千万富翁（其中一人在上述海难中丧生），我们预计将出现第一个万亿富翁。如今，地缘政治稳定似乎正在解体的地方，他们见证了新威权的蔓延。

可以理解的是，当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反乌托邦小说。技术驱动的极权主义令人毛骨悚然，地球上的海洋被填满，山脉被夷为平地，而人类则像神经元一样，为一个机械化的巨型集成大脑提供动力（这里指法国科幻小说《四度空间国度的旅程》[Voyage au pays de la quatrième dimension]，编者注）。甚至对气候灾难也有先见之明。

以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1924年的《山脉、海洋、巨人》（Mountains, Oceans, Giants）为例：它描绘了一个人口过剩的高科技未来，人们制定了一项计划来融化格陵兰岛的冰盖，以创造更多的生存空间。一种神秘的、新发现的能量形式被用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最终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引发了吞噬一切的环境灾难，波及整个北半球。

尽管如此，人们也抱有强烈的希望。希望文明的主宰能够得到引导：科学释放出的技术力量能够被集体、公平地利用，以改善世界。他们这一代人的未来似乎在希望与反乌托邦、革新与毁灭性灾难之间左右为难。

在那个充满反乌托邦的年代，人们仍然普遍相信，可以利用技术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来解放而不是压制人类。1923年，在约克郡一个拥挤的大厅里，基尔·哈迪（Keir Hardie）发表演讲，他于1900年创立了英国左倾工党，直接将科学的赋权与他的运动相提并论。哈迪注意到，物理学家最近发现了全新的能源形式，从X射线到其他放射性物质。

哈迪表示，如果得到正确利用，这些力量可以带来一切：从医学奇迹到释放大量无污染能源。他将这些科学发现与工人权利和保护的努力相比，宣称英国初创的福利国家可能同样会释放人性中迄今为止“意想不到的力量”。

这样的说法可能在当今时代有些不协调，因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与“大型科技”无异，更像是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的图腾。然而，在那个时候，技术创新与私人利益和暴利的结合较弱，因此在公众意识中并不是那么根深蒂固。这提醒我们，现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非不可避免，因此也不一定会永远延续下去。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科学已经改变了一切，从工作到战争。技术承诺了更多相同的巨大变革。与以往相比，它似乎不再局限于一个光明或黑暗的命运。新近的冲击就像一个棱镜，将通向明天的道路从一条轨道分成多条，每一条都通向截然不同的目的地，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合理的。与仅仅一代人之前所认为的相比，现在的前景更加陌生、更加多样化，这一点不容忽视。

英国邮政工程师在检查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意大利工程师，专门从事无线电报设备的研制和改进；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无线电报设备。© ego-stg.kdl.kcl.ac.uk

这种精神体现在英国流行的系列丛书《今天和明天》（To-day and To-morrow）中，该系列图书于2023年底迎来了100周年纪念。每个条目都展现了精彩的预言，以勇敢且常常具有挑衅性的风格描绘了人类事务中可能发生的变化。你所期望的领域，从交通到技术，都得到了展现（但也有关于脏话、诗歌、服装未来主题的文章）。

1929年，一篇由和平主义者维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撰写的图书捕捉到了该系列的精髓。经过几十年的抗议和斗争，英国妇女在前一年刚刚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布里坦借此机会展望未来：预测性别关系的未来。

这本书的标题为《宁静美好，或一夫一妻制的未来》（Halcyon, or, the Future of Monogamy），开头是布里坦睡着了，梦见自己正在读一本“注定要在遥远的未来出版的道德史”。它是由“牛津道德史主席”米涅瓦·哈克斯特温（Minerva Huxterwin）撰写的（这个职位以前不存在，现在仍然不存在）。哈克斯特温显然生活和写作了许多个世纪，他的专长是记录20世纪的道德革命。

该书的其余部分是她醒来后抄写的她梦中读到的内容。当然，这都是一种策略；哈克斯特温是虚构的。但这足够巧妙，利用一个虚构的历史学家作为她的代言人，让布里坦能够提出她所期望的未来愿景。

她充满希望的愿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哈克斯特温记录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引入的家庭技术如何改造整个20世纪的性别关系。哈克斯特温记录的婚姻不再是压迫性的，而是相互享受的，只有通过不断的转变，婚姻才能在未来继续生存。

布里坦的未来构想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例子。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畅销书《回望》（Looking Backward），该书虽然于1887年首次出版，但在20世纪30年代再次流行。它传达了贝拉米大胆想象的社会主义理想，他认为美国将在公元2000年之前实现。

这一代并非第一个使用“未来历史学家”这一身份的人。在帝国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想象在某个迷雾重重的未来，来自遥远国度的旅行考古学家如何破译伦敦破败的废墟。通常这些访客被设想为来自其他大陆的土著——现在被想象成帝国的统治者——此举旨在为了激怒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种族主义情感。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对未来历史的运用更多地限制了想象力，而非扩展了想象力。它将未来框定为一成不变的，时间沿着一条轨道，由帝国的兴衰构成，如上文所示。节奏可能有所变化，但基调却没有变化。这使得作家可以声称事情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发展。整齐地修剪未曾涉足的路径，暗示它们从来不是真正的选择，这使得时间的进程似乎与不可预见的事件隔绝了。

当布里坦和其他人想象未来历史学家时，实际上是借鉴了早期作家如约瑟夫·艾迪森（Joseph Addison，1672-1719）所践行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打开了封闭的思想。1711年，艾迪森思考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他那个时代有争议的政治议题做出什么样的“公正”评估。然而，他的预测被他自己刻意打断，转而表现出明显的偏见：他设想的未来历史学家最终写下了后人对艾迪森本人的敬仰之词。

这是一个自我意识的笑话。但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强调做出预测的人如何主观影响预测的。艾迪森如此明显的不公正，不仅是在展示对他自己预言的讽刺性失败：还突显了所有这些捕捉未来企图的不可靠性。毕竟，明天总是与我们的预测有所不同。

上世纪20年代的未来历史学继承了更多艾迪森的奇思妙想，而非维多利亚时代的焦虑情绪。像布里坦这样的预测被明确地呈现为公然的虚构，仿佛在用眨眼的眼神来炫耀自己的伪装。除了让这些作者更自由地批评当时的不平等和偏见之外，这也为多种可能性共存开辟了空间。

美国作家弗朗西斯·弗拉格（Francis Flagg）的小说《阿达西亚的机器人》（The Machine Man of Ardathia），1927年发表于《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杂志。阿达西亚人没有男性和女性之分。它们不是从卵子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合成细胞中生长而来。它们被密封在牢不可破的透明盒子里，可以在里面存活1500年。© Getty Images

声称扮演未来历史学家的角色显然是荒谬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无论是观众还是作者——我们都明白我们已经偏离了对将要发生事情做出严肃声明的断言，而是进入了更广泛、更自由的领域。我们的关注点已经扩大，从最有可能的事情扩展到仅仅可能的事情。预测往往就是开出处方；而提出建议就是进入对话和游戏。

需要明确的是，100年前的未来展望者常常犯下严重的错误。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洞察。生活在2020年代，我们发现自己正生活在许多世纪前的先知试图预测的“明天”中。我们现在可以像他们所设想的编年史作者一样，回顾并作出评估。这揭示了许多乐观的预测，但也包含了我们应该庆幸历史没有走上的道路的预期。

以1911年著名女性参政论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小说《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为例。该小说中，通过失忆症的桥段设计，我们的叙述者发现自己被唤醒并被扔进了几十年后的美国。那个时代已经让人无法辨认；工作日有两个小时；妇女得到彻底解放；文明正在通过“太阳能发动机”自给自足。

那里也没有犯罪或贫困。但这是因为，用吉尔曼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说，“堕落者”已被绝育和“清除”。

在吉尔曼构想的未来中，“平等”已经实现。但这并不是通过解放被压迫者，而是通过残酷地消灭她认为不合格的异己分子和弱势群体来实现的。像许多上世纪20年代的人一样，吉尔曼错误地被“优生学”观念蒙蔽，认为“道德品质”是严格通过遗传而非受环境或教养塑造的。

一些人，比如布里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她的未来历史学家记录了一个优生学不受欢迎的世界，因为该社会认识到，年轻人的命运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主要是由公平的机会和父母的感情决定的。

史黛西·科尔多瓦（Stacy Cordova）手持一幅照片，照片中的人是她的姨妈玛丽·弗朗科（Mary Franco），她是美国加州于1909年开始实施的强制绝育计划的受害者之一，于1930年代被绝育。© Jae C Hong/AP

不过，在这一时期，优生学观点仍然是被广泛接受的，最终影响了从美国到日本的全球政策。有关“劣质人种”超越“优越人种”的妄想在那个时代甚嚣尘上。同样，恐怖的预言性建议也充斥其中。这些建议最终对无数人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如果它们被更充分地实施，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根本不会存在了。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就在几代人之前，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还相信自己是在以子孙后代的名义行善，但由于他们错误的信念和顽固的偏见，导致了灾难性的邪恶后果。当今天有人谈论未来时，这应该让我们三思。

预测是一场棘手的游戏。规定哪种未来是最好的同样如此；不仅仅是对于像你这样的人，而是对于每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所有愿景保持怀疑态度的原因。确实，预测并没有脱离权力，而且总是被偏见所影响。过去的乌托邦今天常常令我们感到恐惧。当我们展望未来时，这种洞察力至关重要。

然而，通过对此始终保持的警惕，我们可以促进开放性和多元性。事实上，如果没有人努力警觉到当下的错误和异常，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期望和设计将不会变得更加可靠和包容。

100年前的明天证明了这一切，不仅存在于它们的多样性中，而且也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偏见中，让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总而言之，也许这个教训是：今天所展望的明天也许不会真正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这或许并非什么坏事。毕竟，如果我们的当下在某些方面存在弊端，如果明天仍然超出我们的掌控范围，也许并不是那么可怕。我们渴望成为某种样子，但最终未能如愿，这应该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因为这意味着，除了我们目前所能够实现的改进之外，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就像布里坦那样，以戏谑不敬的态度来书写未来历史的力量。它能引导我们摆脱当前的局限性，从未来几个世纪的假想视角中，激励我们因揭示现状而采取的自我嘲讽。也许，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可以实现今天想象的未来，还可以实现那些超出当前想象边界的未来。

这就是正确进行预言的方式，它不仅仅是将我们自身的偏见和偏好回馈给我们，还能够帮助重新塑造它们，激励我们去探寻可能被忽视的事物，推动我们朝着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方向前进。值得提醒自己的是，正如过去的几代人一样，我们很可能也是我们当前范式中最不可避免或逃脱的事物持有偏见的囚徒：而这些信仰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

今天，我们擅长于不幸的反乌托邦设想，但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是否失去了昨日未来的一些希望呢？

一个世纪前，希望仍然普遍存在。也许在经历了战壕的创伤之后，人们不禁想象更美好的未来，以使战后恢复变得更有价值。今天，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气候崩溃很可能会摧毁地球的未来；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期望明天会是更美好的世界。

这种希望与技术乐观主义不同——技术乐观主义天真地认为，只要有足够多、肆无忌惮的创新，“进步”就势不可挡，一切都必然会顺利进行。相反，只要坚信事情会变得更好的信念，希望就充当了北极星的角色——始终指引着方向，但永远遥不可及。它引导所有当下的努力，超越困扰我们的当下，激发一切努力来解决此时此地的世界问题，而不要求立即兑现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乌托邦。

我们共同的未来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我们不要忘记，以乐观开放和严肃的态度来应对它，可以使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毕竟，正如布里坦的事例所表明的那样，有时，真正的社会结构性改革，首先是作为“可能”的半严肃的白日梦提出的，然后才成为切实可行的“必须”事项。

本文来源：“利维坦”微信公众号（ID：liweitan2014）